投资王道-在中国寻觅市场经济专利1

如何在中国寻觅市场经济专利

　　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

　　中国的经济现在正高速增长，根据邹志庄教授在《认识中国》一书中提到，1978－1998年间，中国经济年增长率达到9.6%，1998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9,836亿美元。1998－2002年的年增长率，平均为7.5％－8%，2003年的则为9.1%，2004年上半年已再次超过9%。由1998－2020年，如果中国的经济能够维持年增长率6%来计算，届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便可追上美国（以总值计算，而不是人均生产值）。

　　 根据邹教授的分析，现时中国经济有数个环节，属于比较不完善的，像银行体系、法律制度、知识产权、国企营运等。但在这方面笔者比较乐观，法制虽然不可以说是完善，但过去10年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所引入的医疗及失业保险，两方面都比香港领先。一般人仍然很担心国企的管治水平，公司的透明度不足、时有贪污和诈骗事件。不过，回顾香港，经济高速增长的六十、七十年代何尝不是有企业诈骗及集体贪污，当日香港的企业管治水平不足，年报及帐目资料贫乏，透明度比现时的国企还要差上一大截。1974年英资的和记洋行帐目可以说是一塌糊涂，结果出现财政问题，由汇丰银行接管，最后汇丰银行把和记的控制权卖给长江实业，成为今天的和黄。汇丰银行的内部储备一直是市场上的一个谜，直至九十年代才正式公开。

　　实际上现时国企的改革，已有相当不俗的开始，朱镕基总理在2001年“入世”时，表明要借“入世”的时限强逼国企改革，自力更生，“入世”后中国会逐步开放市场，最后让外资全面进入中国市场，带来更多竞争。所以在未全部开放之前，国企都知道一定要努力改革。透过上市的形式，不少大型的国企，无论在管治方面，或业绩的透明度方面，都已经大大改善了。

　　在众多的香港红筹及H股中，只有超级大型国企，才能够在纽约、伦敦及香港同时上市，接受美国、英国及香港的会计制度监管，会计方面的透明度已作出很大的改善。一些大企业：中海油、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中联通、中国人寿、中国财险、平安保险、华能国际、大唐发电、兖州煤业、中芯国际……都是先在香港及外国上市。其中有个别企业像华能国际和大唐发电，于后来再用A股形式在中国内地上市。这样安排的目的，就是要利用外国严谨的制度，来帮助我们这些国企改善管治及提升透明度。中国人寿上市的时候，没有披露母公司正接受国家审计局的调查，引致一些美国投资者以此作为理由，提出集体诉讼，这些外界的抨击令到大型国企管理层，不时要提高警觉，更可以学习市场经济的最新发展。最近更有国企打算在香港以H股及在国内以A股同时上市，这是可取的方向，令A股市场早日与国际接轨。

　　中国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是有其优点的，可以补充西方市场经济若干不足之处。尽管美国的监管严密，若干条例刑事化，仍然有不少美国大公司，在管治方面出了人事问题，引致公司走向破产，例如近年的世界通讯（Worldcom）及安然（Enron）事件。这些公司负责人透过复杂的、不合法的交易虚报公司溢利，制造假帐，结果受到联邦政府起诉，但这只是亡羊补牢，不少股东的一生血汗已付诸流水。以今天香港监管水平，香港公司管治仍然处于一个灰色的“自律地带”，亦可以说是一个“无王管”的真空地带。有不少公司的管理层在公司连年亏损的情况下，仍然支取高薪厚禄，把小股东的资金亦侵蚀了，这点笔者会在第四篇讨论选择管理层时，再作详细说明。

　　虽然有部分国企的规模已晋身世界上最大的500家公司，但是管理层的薪酬比香港低很多。在阻吓管理层舞弊方面，中国的方式反而是最有效的，例如中银香港的“刘金宝事件”，并非由香港银监或香港的廉署主导，反而是由中国的执法机关最先发觉及采取行动；中银香港是一家香港注册、香港上市的公司，但香港执法机关在这事件上，如在五里雾中！证明香港的监管制度仍有漏洞。

　　2004年初重庆的“井喷事件”，引致多人死伤，结果中石油董事长马富才因此辞职，可见中国的问责制机制逐渐建立。事实上，油井爆炸的疏忽罪，在于四川地方的运作主管，而董事长的辞职令人感到国企在管治方面努力推行问责制。除了财务方面的透明度外，企业的运作亦要管理得百分百安全，不容许任何错失。长远来说，这可以增加投资人士对国企的信心。

　　后来经济者的优势

　　笔者最同意邹教授的说法：中国13亿人口是有其好处的，因为这就是市场所在，需求所在。另一强项是：中国以一个后来经济者，反占优势。

　　由九十年代初期上海及深圳成立股市至今，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开放的步伐是有秩序的、有规划的。早期容许地方政府及较细规模的企业上市，后来更容许民间企业，到最近几年很多重点的国家企业都陆续上市。国务院属下的企业仍有180家未上市，包括４大国有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及农业银行仍处于改革当中。

　　笔者认为有秩序的、有规划的开放政策，是领导人的远见，我们用电讯市场的发展作为例子说明。香港的移动电话业务，早在七十年代末期由香港电话公司引入。开始时是用模拟制式，俗称“大哥大水壶手机”。发展到八十年代后期，营运商推出PCS的单向手机，只能打出，不能接收，要配合传呼机使用，二者都不甚受欢迎。九十年代2G急速发展，即现时仍沿用的GSM及CDMA数码声音传送制式。现时，香港已有６家移动电话经营商，和黄更于今年初推出了3G的手机服务。在科技的急速发展过程中，和黄曾错误投资在PCS的单向手机，最后要作出拨备来撇帐，结束这不受欢迎的玩意。营运中的CDMA服务，客户人数日渐减少，没有经济效益，早晚定必被淘汰。

　　中国的电讯市场改革是有规律的，脱离纯市场经济的风险。移动电话市场发展步伐比香港慢，但慢的好处是可以看清楚科技的发展方向；中国的移动电话刚起步便使用GSM，后来亦用了CDMA，开始便到达稳定的平台，避免了在未成熟的科技平台上浪费资源，感觉上是“迟来先上岸”。现时中国迟迟不肯发展3G，亦是明智之举，在这个阶段，2G的收费在国内是有秩序的回落，中国13亿人口中，只有５个经营商：中移动、中联通、网通、铁通及中电信，但实际上最大的只有中移动及中联通两家。在开明的政府领导下，容许有限度竞争，容许价格有秩序下跌。从长远角度来看，有限度的竞争令经营商可以有利可图，可以有足够的资金用作持续投资。另一方面，领导人亦希望手机的月费，能够逐步下降，让更多人可以使用这种服务。从经营者的立场来看，中国移动电话市场的增长率比其他国家快，尽管收费持续下降，仍然是一盘有利可图的生意。迟迟不发展3G，一方面要看清科技方向，另一方面要让这些大经营商累积更多资金，等到时机成熟时，才决定投资在什么科技方面，是3G或4G，若后者发展成熟，那么中国市场便可以跳上一个更稳定、更高科技的平台。

　　2007年全面开放电讯市场的时候，外商投资中国电讯市场仍然受到限制，最多只准持有固网或移动电话经营商股权的49%，领导人当然考虑到国家安全，不想市场被外商所垄断。本国经营者能够保留控制权，有足够的竞争能力抵挡外来的竞争。当然，有些观察家表示，中国坚持自行发展3G科技，也是考虑军事秘密可能外泄，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不过作为重要的战略设备，保护电讯市场亦是无可厚非。笔者认为领导人是有远见的，开放过程中，很多“下游工业”及零售业都已经全面开放，但国家的重要战略市场，则受到特别保护。

　　除了上述的电讯市场，现在的石油开采权都是由３家公司所统筹：中石油、中海油及中石化，外商只限于与这３家公司合作，所以外商不可能垄断中国石油市场，石油当然是军事上的主要战略商品。

　　根据世贸协议，人寿及财产保险市场已逐步开放了。现在只容许外资的保险公司，以合资形式，直接在大城市推广其产品。2004年12月将会实施全国性开放，不过外资仍然受制于合资形式（控制权不可超过51%），接受中国保监会的监察，避免外资因外围的损失而拖累其中国业务。传闻中国将实施强制性的汽车第三方险，届时外资可能无法参与。这一切措施减低了竞争，有规模的保险公司，像中国人寿及中国财险，能够保留他们的市场经济专利。

　　从哪个市场投资中国股票最明智

　　邓小平先生是很有远见的，在他领导下，中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1985年上海开始有国企“法人股”股票转让（0ver-the-counter）。1990年上海股市正式成立，1991年深圳股市亦成立了。邓小平先生可能见到英国撒切尔夫人能够成功地改革英国国企，并成功地将国企透过上市私有化，所以中国设立了股票市场，走向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在整个股市发展过程中，上海和深圳有A股（只准许国人买卖）及B股（容许外国人买卖）。

　　中国的A、B股市场，有接近1,300家上市公司。但总市值仍比香港小。中国的A股市场到目前仍未有迹象会开放。虽然有QFII成立，容许外国机构性投资者购入中国A股市场的股票，但活跃程度不高，外国机构投资者的主要目的，是利用QFII将外币转为人民币，期望人民币升值。A股市场的大型国企数目比较少，除宝山钢铁、扬子电力、一些汽车及银行股外，规模较大的企业，已在香港以H股或红筹的形式上市了，其中有29家同时在国内及香港上市。不过A股股价往往较香港等同的H股及红筹昂贵，平均市盈率达到30倍，比较港股现时的19倍（恒指14,000点）高出许多，以2004年11月24日的收市价计算，29家同时在国内及香港市场上市的企业，其A股价格较香港股价格平均高出44.1%。所以笔者暂时不会考虑A股市场。

　　B股市场是开放予外国投资者的。现时上海B股市场有50多家企业上市，与深圳Ｂ股市场上市企业数目相差不远，但他们的成交都非常稀疏。一只交投最活跃的股票，单日成交只有数千万元，交投稀疏的，则只有数万元甚至没有成交，大部分成交平均少于一百万元。所以，作为投资市场，笔者亦不会考虑。以香港为例子，一家大规模的国企，如中石油、中移动等，单日成交动辄以数亿港元计，所以外国机构投资者，会选择香港这个市场作为投资中国企业的跳板。

　　在香港以H股或红筹股形式上市的公司超过130家，而且成交活跃，能够容易买卖。另外，最大型的国企亦在香港上市，笔者相信４大银行，最终亦会在香港及纽约上市。

　　红筹及H股在香港上市的经验

　　1982－1985年中英谈判时，香港地产风雨飘摇，为挽救信心及疲弱的地产市道，香港政府将花园道一号，以10亿港元的友谊价卖给中国（香港）银行，当时中银买入这块地皮，是要对香港投下信心的一票。早期来港的中资企业，带有政治使命，旨在稳定当日香港的政局。光大集团（红筹买壳上市的始创者）是最早来港的红筹。在八十年代初，中国光大集团携同资金来港设立办事处，当时的负责人是王光英，代表国务院直辖的贸易单位。王光英是刘少奇主席遗孀王光美的弟弟。光大集团来港后便买壳上市，王光英来港的使命，第一是要投香港政治前景信心的一票，第二是让国家领导人体验市场经济的运作，香港人当然视他为北京驻港的商务代表。当时李嘉诚便与王光英达成协议，将部分卖不出的城市花园单位售予光大集团，以证明北京对香港地产很有信心。李嘉诚在卖出城市花园的住宅单位予光大集团时，长实系属下的上市公司国际城市（城市花园发展商）股价急升，而李嘉诚则被牵涉入国际城市的内幕消息买卖。虽然光大没有直接参与国际城市的股票买卖，但最后王光英被调回北京了。经过这个挫折之后，北京又透过中国信托投资公司的主席荣毅仁，由他委派其子荣智健带资金来港投资，再对香港政治信心投下一票，荣智健成立办事处，透过买壳（泰富）的形式上市，成为今天的中信泰富，后来更收购了大昌行的业务。

　　进入九十年代，中资企业来港上市卷起第二个浪潮。越秀、粤海、首钢……这些地方国企，也透过在香港买壳上市，但他们再不是带有政治任命，而是要筹集资金回祖国投资。1993年香港政府决定要尽量开放香港的股票市场，容许国企能够以国内注册的公司来香港上市，称为H股；或者以香港注册的公司在香港直接上市，简称“红筹”。上述措施令国企无需再透过买壳上市了。

　　在1993年，第一家国企青岛啤酒来港以H股形式上市，哄动一时，因为这品牌的啤酒当时在香港颇受欢迎。除青岛啤酒外，后来还有上海石化、仪征化纤、镇海炼油及马钢等。

　　另一个浪潮出现于1996－1997年。当时上市的国企有：北控、上实、燕化、鞍钢、大唐发电、华能国际、江苏宁沪、东方航空、南方航空、江铜、深圳高速、浙江沪杭甬和中移动。接近2000年时，更大型的国企像中石油、中联通和中石化也陆续来港上市。

　 筛选“千里马”的标准

　　伯乐筛选“千里马”必有他的标准。以下的指引是用来选择有“市场经济专利”的中国企业：

　　（一）中国经济现正处于由工业带动的起飞时刻，正如日本处于六十至八十年代一样，高速经济增长营造大好营商环境；

　　（二）要合乎拥有“市场经济专利”的要求，这些公司的服务或产品，必须是无可取代的；

　　（三）市场对这些服务及产品的需求是重复性的，所以是有增无减的；

　　（四）竞争当然是无可避免，但不是陷入“割喉式”的过度竞争；

　　（五）公司行业前景比较稳定，受经济循环的影响比较轻微；

　　（六）公司纯利及营业额的增幅都要比经济增长快；

　　（七）股东资金回报率不少于双位数字。

　　笔者希望将过去30年分析公司的经验，每个行业的独特经营窍门公诸于世，方便投资人士在作出投资决定的时候，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及根据，正如广东人的俗语：“女人最怕嫁错郎，男人最怕入错行”。在现时如此复杂的社会中，就算单以香港130多家H股及红筹来看，也有很多不同行业，只有少数是属于有“市场经济专利”的生意，大部分行业属于过度竞争的生意（Commodity Business）。

　　轻工业是过度竞争的生意

　　大部分老一辈的香港人，都曾经直接或间接参与五十至七十年代香港的轻工业发展，所以投资界对工业股的评价，比较审慎及有保留。笔者小时候的生活经验也是毕生难忘：早年丧父，母亲经营一家家庭式的小型布厂，胼手胝足，仅可糊口，全家也要总动员，放学回家后都要到布厂帮忙。从事工业，资金周转永远是一个大问题。因为需要资金来购入原料及投资机器、厂房及支付员工薪金，但却只有在制成品完成后，才能收到货款。在织布行业，棉纱占了成本的七成，剩下的三成则为支付“灯油火蜡”。员工的薪金及其他损耗维修，数目不菲。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毛利率可能只有10%。但实际毛利率却远低于10%，因为在织布过程中，需要准备较多的原材料，以备不时之需，而在织布过程中，必有断纱破烂情况出现，因此又会多织一些以作“保险”，同时布疋在织成后会出现收缩（所谓缩水）；上述10%的毛利率，实际上包括了很多剩余的存货，现金流入往往只有5％－6%，这个10%毛利还要支付银行的利息、厂房和机器的分期付款。所以广东人有句俗语：“只见身郁，不见米白”；从来工业家经常地遇上现金周转问题。

　　1967年，英镑贬值，贬值的幅度已把毛利一扫而清。其后英国政府更勒令所有英国进口商（包括布疋进口商），都先要支付100%的按金，才可以透过银行开出信用状，来香港订购货物。英国政府的目的，是要阻遏资金外流速度及减少贸易赤字。所以英国进口商在没法筹集资金下，暂停向香港买入布疋及其他产品。作为一个经营者，母亲当时所受的压力很大，因为厂房的按揭、机器按揭均需每月支付，原料也要支付，又不敢停工（因担心银行会接管），唯一的方法就是由一天的3班制，改为1班制，只是由早上9时工作到下午5时，再不是24小时开工，当银行派人巡查时，还有一些“样板戏”可以向银行交代，但情况已苦不堪言。

　　母亲最后想出一个方法：要求汇丰银行代英国进口商支付100%按金，方便英国进口商能够开出信用状来港购买货品，而汇丰银行为英国进口商所支付的按金利息，全数由香港厂家承担（笔者当时在大学毕业后，工余时还会帮忙处理一些文书工作。当日母亲约见汇丰银行旺角分行经理时，笔者就充当翻译员）。100%的按金、４个月的利息支出，就等于整批货款的4%，所以毛利率就得从10%中再扣除4%，只剩下6%了。但因为开工时间减为8小时，生产成本上涨，可以说连6%的毛利率也赔上了，虽然英镑已贬值了，但订单价钱没有加反而要减，最后只有亏本经营。但厂商的苦处不是行外人所能明白的，纵使亏本也要继续经营，因为厂房及机器仍要分期付款，若工厂停产便会被银行接管，所以只能“望天打卦”，希望能渡过难关。这种情形维持了一年多，母亲饱历沧桑，所以经常教导笔者说，纺织业是“烂棉衲，无发达”。母亲没有强逼笔者继承“无发达”的布厂事业。

　　当时笔者曾问母亲，既然布厂是无发达的生意，为何还要经营几十年。母亲说：“现时你大学毕业了，有了学历，有雇主聘用。但母亲不懂英文，中文程度也有限，求职相当不容易，只有埋头苦干没有发达的生意。烂棉衲的好处是不用捱冻，勉强温饱。”母亲的例子反映了很多行业都是过度竞争。入门坎低的行业，适合没有专业知识的普通人，在人人参与时，便会出现过度竞争，也就成为“烂棉衲”的生意。当时母亲生产的布疋已经无法追上潮流了，要追上潮流，必须更换所有机器及配套设施，这不是一个小数目，要完成的话一定要负上一笔大债项，以六十年代一部瑞士先进的织布机，需要5万港元，相当于一层过千英尺的住宅单位，要更换20台织布机，则要100万港元，这还未计算其他配套的设施在内。20台织布机的规模只是很小，不能争取到经济效益。笔者从小时的经验就理解到什么是“烂棉衲，无发达”：笔者当时理解到，作为汇丰银行，它只要作出一个承担，代英国进口商支付进口按金，每年便可额外收取12%的利息，这就是“经济专利”，也是小工业家无法做到的。所以笔者第一次投资香港股票，就是买汇丰银行。

　　笔者从七十年代初，便投身证券分析的工作，接触过不少制造行业，他们很多时都会面对上述例子的问题，尤其是生产中、下游产品的生意。原料价格上涨，便会将毛利率压缩得很厉害。举例而言，若原材料占成本70%，若其价格上升10%，你的成本便会上升7%，而毛利率则相应减少7%；第二个困难是市场的竞争。由于工业没有什么专利可言，任何人有资金，有技术便可参与，市场的价格竞争则无日无之，就算最成功的德昌电机，其微型马达也要年年减价。工业的第三个难处是设备的更新（Re-Tooling），要提高效率，要产品追上时代，便要不断投放更多资金。所以很多厂家都感到生意愈做愈大，但负债也愈来愈大，因为很多新机器设施都是很昂贵的，经常需要融资来添置。

　　从纺织业的困难，也可以伸延到家庭电器业，例如生产彩色电视机。整个电视机最昂贵的组件是真空映像管，工厂若是生产黑白的显像管，其配套设施是不能生产彩色显像管的，因此若要追上潮流，整套设备都要更换及引入新技术。一条生产线能够出产17英寸电视机的显像管，却不能同时生产更大的33英寸显像管。当你能追上33英寸的时候，先进的生产商已经成功地生产Plasma电视机了，现时Plasma的科技还未稳定下来，但是已经有生产商生产液晶体电视机（LCD）。在六十年代时，拥有黑白电视已很满足；在七十年代拥有17英寸彩电已很奢侈；在八十年代则追求33英寸的彩电；到九十年代则向往Plasma。消费者不断在追求新产品，但厂商则要不断投资更新机器配套，不断融资负债，到头来还不一定能赚大钱，因为科技进步得快，而且有太多对手参与竞争。

　　有一些较“下游”的生产商避免生产昂贵零件，便从不同零件供货商买入零件，从事装配工作，这样投资费用便低得多了。只需雇用一批工人，以流水作业形式装配，产品可以是：收音机、音响、电视机、CD和DVD等，但这种行业也面对同样问题，就是作为最“下游”的生产商，会受到市场价格竞争的冲击。从中国过去的例子，冷气机、雪柜的价钱是不断下降，最后是无利可图。曾几何时，香港人回乡时，会带彩电回去作手信，但现时国内的彩电及其他家庭电器都供过于求，价钱比香港便宜得多。生产商唯一能够赚钱的方法，是要不断扩大市场，甚至跳出中国，进入世界市场，以薄利多销的形式来赚取利润。但作为出口商，又要面对另类的挑战及风险：外汇价格的波动、外国关税与反倾销措施。

　　今天香港只有寥寥可数的工厂能成为世界级的生产商，例如德昌电机及裕元工业，前者是生产微型马达，后者是运动鞋。但当规模到达世界级时，想进一步增长，是会相当困难的。面对原料的涨价，德昌年初时已提出盈利警告。裕元于2004年上半年的营业额为12.58亿美元，比2003年上半年的12.42亿美元，只增长了1.3%，而纯利由1.52亿美元上升至1.58亿美元，幅度也是很小。所以裕元最近的策略是进行分散投资，积极购入运动服装和其他类型鞋类的生产业务。但分散投资后，其风险亦相应增加，最后又会如何呢？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