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公司马太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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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老土，才找到一个翻墙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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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教程。

blogspot得以重开~~~Hello,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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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永青c觀點：股市中人 特別高明嗎

施永青c觀點：股市中人 特別高明嗎？

2009.3.13

 

因口多評論了一下匯豐的前景，竟被人誤以為我是股票專家，不時被人要求指點迷津，問我某隻股票是否已經見底。現實是我對他們所問的公司都不甚了了，只能老實告訴他們我真的不知道。但他們總是不肯輕易放過我。於是我只能說，在實體經濟未復甦之前，誰也不能確認股市已經見底。

 

查詢者中，有人對這個答案並不滿意。他聽過這樣的說法：在股市中活躍的，屬於最聰明的資金，有很強的洞察力，故股市可以在實體經濟復甦之前率先上升。有人甚至說，股市一般會走先過樓市半年，可以透過觀察股市去決定投資樓市的時機。

 

我覺得這種言論只能反映股市中人的狂妄自大，並不足以反映股市中人真的比一般人高明。今次金融海嘯中，不是有大量股市中人沒頂嗎？連被尊稱為股神畢菲特一樣頭頭碰著黑，損失慘重。

 

現實是在股市中活躍的人與普通人沒有多大的分別，一樣有人的劣根性，一樣在行動時受制於貪婪與恐懼。即使他們的智慧真的比一般人高，可以在哈佛拿到MBA，在芝加哥大學拿到經濟學的PhD，或者在麻省理工拿到數學博士，但他們一旦需要行動的時候，就變成了理性的侏儒，把美國五大投資銀行都送上了末路。跟隨他們可真會有好結果？

 

股市之所以能在經濟復甦之前就率先上升，並非股市中人的預見能力特別強，而是因為他們貪婪，無時無刻都想碰運氣，在熊市中一樣亂打亂撞，一有少許可以令他們有所幻想的消息，他們就敢於去博。博多幾次總有一次給他們撞中經濟真的好起來了，於是他們就自以為比人高明。

 

其實，每次熊市都不是一沉不起的，其間會有無數次的反彈，每次反彈都有人信以為真，以為今次真的會一路好下去了，否則那有這麼多人肯拿真金白銀作犧牲。一將功成萬骨枯，每次股民成功預見經濟復甦之前，不知有多少股民已經輸掉了身家性命。因此，我從來不敢一見股市反彈，就去買樓，認為股市行先樓市一步。情況一如馬場中總有人買中馬，但如果下一場跟著他買，絕不包你一定會中。

 

對於普通投資者來說，寧願錯過十次可以賺錢的機會，也不應因一時的貪念，而去冒一次足以沒頂的風險。世上每日都有賺錢的機會，錯過了也不足惜，但一次嚴重的損失，則足以令你永無翻身之日。

 

股市始終是經濟活動的產物，經濟復甦，企業的業績才有改善的空間，公司才有增加派息的機會，股價才有上升的基礎。等經濟復甦後才入市，雖然會買貴了一點，但安全了很多。小投資者不值得博得太盡。

(轉載自2009年3月13日am730C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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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万亿新分解（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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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问问题

怎么问问题，这是个问题。

看访谈类的电视节目，如果主持人是个木头疙瘩，肯定很乏味，如果主持人是崔永元、王志、鲁豫、曹启泰或叶蓉等，味道就出来了，哪怕被采访者本身不善言谈，他们也能挖出东西来。

我在想过完年去走访企业应该怎么问问题，过年吃饭喝酒之余也得想想。

顺祝过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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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再坏了？

当情况已经糟透了的时候，接着会发生什么？——否极泰来！

当大多数人都预测二季度反弹时，也许市场并不会理会，提前就翘起来了。

We will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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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哀哉

小孩子吵架吵不过了就会说“你这个杂种”“你是傻X”之类的话，大人理论不过就会披上华丽的衣服，批判对方“卖国贼”“不爱国”。

谢国忠从来就没有逃离这样的命运——被人怀疑立场。

哎，不要说因为你爱国就说股市该涨，别人说空你就说卖国。爱国卖国不是挂在嘴上的。我们的人民医院从来都说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医院，是救死扶伤的，但如果你不幸生病了，你就知道说的和做的并不一样。

当然，如果说因为你以前一直鼓吹大胆地往前走，后来被市场狠狠地抽一大嘴巴，心里憋得慌所以找个人来出出气也是可以理解的。有句话叫什么来着，对了，叫“狗急跳墙”。

如果有朋友不明我前面说的是什么，可以用以下几个关键词搜一下：证券日报 董少鹏 谢国忠 。

武侠小说里面一般有这样的场景：甲想出名，要单挑某已成名人士乙，乙不理会，甲在江湖上散播某些言论，乙有时不得不表一下态。虽然乙后来还是不会和甲打，但甲扬名目的已经达到了，他早就料到乙不会理会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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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电申请破产

http://www.bloomberg.com/apps/news?pid=20601087&sid=aWAnpcreboWE&refer=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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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音：给海归技术创业兄弟的九个忠告(zz)

注：此文为转帖朋友发邮箱的文章，没有找到最原始的来源，如果有不妥请留言，我再删除。

申音：给海归技术创业兄弟的九个忠告

*

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国内IC设计产业的困境感到迷惑不解。

在这个产业里，聚集了中国最聪明的头脑（其中绝大多数是海归精英）。政府很舍得花钱支持，VC也很重视，有硅谷的成熟商业模式，又背靠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和消费电子市场。

但事实很悲哀，远在整个经济的冬天到来之前，这个产业就处在集体委靡之中。不断有公司倒闭的消息，仅有的三家海外上市公司，有两家——中星微（Nasdaq：VIMC）和展讯Nasdaq:SPRD）都处于亏损之中，市值甚至远远不到1亿美元。

上个月，我的同事和我一起，专门拜访了中星微的创始人邓中翰，北极光创投的合伙人陈大同，他曾是展迅通信的创始人之一兼CTO，以及一些业内人士。

有意思的是，每个人都会提到一个台湾公司的名字：联发科（MediaTek Inc.,TW:2454），它很像旧社会的“三座大山”，把整个大陆IC设计产业压得无法喘气。

过去，我的媒体同行常常把联发科称为“黑手机之父”，它比中星微仅仅早出生四年，但如今已经是市值超过80亿美金，年营收约30亿美金，全球第三大手机和第二大数字电视IC设计公司（国内前十大IC设计公司加起来的营收总和也不到它的一半）。更让人郁闷的是，它的成长，它的利润主要都来自于大陆。

我跟邓中翰博士很认真地探讨了一下这个问题。他觉得联发科虽然厉害，但其技术大都是“偷学”而来的，产品只满足低端市场，而且其客户大都是些中小品牌甚至“山寨机”企业。至于中星微则是通过“自主创新”，正大光明地赢得了今天的价值，赢得了三星、飞利浦、微软等国际大厂对其品牌的认可，这是一条索尼、松下们曾经走过的正道。

我不能说他的观点不对，但我总觉得这个说法很像《神雕侠侣》里面名门正派的青年才俊永远瞧不上杨过这种到处偷学的流浪儿。

于是，我上卓越亚马逊买了一本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写的书《竞争力的探求》。在这本书里，老蔡总结自己30年的江湖经验，和盘托出了一套后发国家的技术公司如何成功的实战策略。

看完以后，我承认自己有点被雷到了。因为联发科的这套策略一点都不神秘。

完全客户导向，选择规模庞大的应用市场而非细分的利基领域，在市场刚刚进入成熟期时迅速杀入，通过对国外技术的消化吸收进行逆向创新，提供真正低成本（但绝对不是低技术）的解决方案，依靠工程师团队而非个别天才作战，用速度、效率和贴身服务来弥补质量上的差距，通过打破行业的现有规则来确立新标准，与自己的上下游结成统一战线……

事实上，华为、比亚迪、腾讯、无锡尚德、金风科技这些中国最厉害的高科技公司，和联发科使用的是几乎同一套战法。

对于一个公司而言，尤其是非国有的上市公司而言，为股东赚钱就是它的本分。赚钱的公司不一定是好公司，但不赚钱的公司肯定不是个好公司。

以此标准来衡量联发科与中星微，则高下立判。

所以，中星微是不是国内IC设计公司，以及一大批海归创业的高科技公司值得效仿的对象？我表示怀疑。如果把联发科作为参照系，那么中星微所选择的另一条道路，看起来很光彩，却很

可能越走越窄。

这或许也能解释另外一个事实，在中国，绝大多数成功的技术型公司都不是由海归派创立的。也许有看官会反驳我说，还有百度、搜狐、无锡尚德和曾经的UT斯达康呀！但请注意，它们都是在“更懂中文”之后，才取得成功的（凡参加过百度的营销大会，就知道是百度的技术强大，还是Sales强大）。

马上要过新年了，2009年很可能是中国市场化经济有史以来最寒冷的一年（有谁还记得1989年吗？）。我很担心各位海归的、创业的、还是搞技术的兄弟们，如果一条路走到黑的话，很可能会冻死，很可能会熬不到下一个春天。

于是，我试着总结了九个朴素的忠告（抱歉，没有“十全大补丸”），其实都是听前辈过来人讲的血泪教训。不一定都对，但应该不会全错。

*第一，别作“28个半布尔什维克” *

中共历史上有个著名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以王明为首的留洋派。马列理论很“正宗”，苏联老大哥很喜欢，也给津贴补助，高调做事，觉得在中国干革命，就得发动城市工人阶级，尽管后者可能比现在的白领还少。

很像现在的一些海归创业公司，拿着美国VC的银子，言必称硅谷、GOOGLE、商业模式，不赚钱不要紧，先请最贵的人搞研发，再花钱砸市场。只是学得再像，也不过一个好学生而已。一旦老大哥接济不上，一旦离开租界，就麻烦大了。

而井岗山上的“朱毛”很饥饿，生存问题压倒理论焦虑，不打土豪劣绅就得挨饿，不发动千万农民就没地盘没人手，打一仗总结一次经验，无人关心自己宽心，吃甘蔗先啃最难吃的。谁笑到了最后？

从硅谷回来的海归们，大多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欧美的市场已经是高度成熟和分工细化。而在国内，很多产业还处在跑马圈地粗放经营的阶段。

*第二，别在北京、上海创业 *

北京、上海是中国两个最大，也最容易让创业者产生幻觉的城市。似乎离硅谷很近，资讯很发达，打个“飞的”就来去。天天看着CBD陆家嘴，就以为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了。

母校里还有专门的孵化器，软硬件俱全，挺像斯坦福车库。但是，两地最成熟的清华创业园、复旦创业园，10年了也没孵出一个上市的技术公司。更别说其它的。

政府鼓励多衙门也多，优惠政策首先倾斜国企和外企，公文审批累死你。大公司大客户是很多，不过都是“关系型客户”。人才也多，要价很高，而且一有风吹草动就回安稳窝了。

媒体热闹，营销大师公关顾问多，忽悠你的也多。夸你几句你就当真，你当真你就傻子。

我的建议：技术创业首选深圳。完全移民城市，山寨精神，开放文化。毗邻香港，技术资讯不落后，融资也不难。背靠珠三角，制造业发达，有技术不怕没地方变现。没人注意你，正好可以多磨练自个本事。地方政府相当务实，营商环境好，没事不缠你。有钱的天使多，忽悠的人少。如果精力富余，还可以多去华为、腾讯、比亚迪学习一下。

当然，杭州、无锡、大连也值得推荐。

*3，别让技术最牛的那个家伙当CEO *

这话是谁说的？是展讯的前CTO陈大同说的，他在硅谷还参与创办过一个公司。陈的亲身体验是，在硅谷那边，工程师都不愿意去做管理。因为硅谷已经把技术看成是生存之本，渗透入血液。在一个公司里面，都有几个宝贝似的技术大拿，其影响力真是可以跟CEO平起平坐的。

而在中国，过去一直是制造业文化，没有搞技术研发的氛围。在企业里，做技术的地位根本没法跟做管理的比。所以，技术大拿的重要性非得通过管理岗位才能体现出来。

但很遗憾，真正适合做管理的工程师可能不到20%。技术出身的人常常只相信自己，不信任别人。给人职责，不给人权力。技术出身的人当管理者非常容易把技术看得太高。最后是公司少了一个顶尖的技术大拿，多了一个二流的领导人。

百分之一的技术难题只有百分之一的技术高手能解决。同样，百分之一的市场机会也只有百分之一的市场高手能发现。凡是大家嚷嚷的机会都不靠谱。

称职的技术公司CEO必须是一个市场高手，一定得是公司里最懂市场的人。但不一定是学市场出身的。他要懂技术，但不能痴迷于技术。他必须判断这百分之一的机会是不是真正适合你的机会。陈很骄傲地说，他在离开展讯之前，已经是公司里最懂市场的人之一。

“邓中翰是从来不见客户的。” 原中星微的一位员工也说。在邓自述的工作日程表中，最重头的是技术开发，然后是投资者关系、政府关系和日常管理等。

这在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看来，绝对是不可想象的。他去深圳的次数远比去北京和上海的多。联发科专门设立了深圳子公司，还派驻技术服务人员和天宇朗通、联想、TCL这些大厂深入合作，提供技术支持。天宇朗通的CEO荣秀丽甚至公开称联发科为“老师”。

*4，别跟政策要市场 *

本世纪初，硅谷有4家大陆留学生创办的搞3G芯片的公司，最后只剩下展讯一家活着。因为谁也没想到，只到今天，中国的3G还没有大规模商用。

展讯能侥幸活下来，是因为它把80%的精力放在搞2G/2.5G上，只把20%放在3G上。

2003年，展讯内部讨论未来集中开发哪种技术标准的时候，在WCDMA和TD-SCDMA之间摇摆，管理层争论非常大。后来决定做TD，因为做TD好歹也是先行者，又是国家标准，花了很大血本。

结果，今天TD-SCDMA这个“阿斗”算是硬扶上马了，可能不能成为产业，迄今还是疑问。而展讯今年3季度巨亏3000多万美金，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 TD手机销售远不如预期造成的。

咱们国家的国情是，搞拆迁修马路盖房子是挺快的，要推进一个技术标准是很慢的。TD、MP4、数字电视、EVD、WAPI标准，不知拖死了多少小技术公司，现在又出了一个CMMB手机电视标准。

政策的市场常常是未来的市场。没人知道苹果何时落地，但肯定比你想象得要晚很多。联发科的董事长蔡明介特别强调S曲线的概念（代表了一个产品从发展初始到最后消亡的曲线），即在市场将要走到接近要大幅成长的中间阶段才切入，因为他认为谁在竞争中最先达到经济规模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联发科从来没有第一个进入市场，都是作为后来者的角色进入，用的是成熟技术，但进入后就能引发价格雪崩，将先发者挤出市场。

如果按照中央政府的规划，当年的小灵通根本就不在标准考虑之列。可只要有几千万人用了，政府也不能说灭就灭了。今天，政府能取缔“山寨机”吗？不可能的。因为老百姓需要它。

*5，创业公司不要做产业报国梦 *

据说一拿了美国绿卡，才会有真正的爱国热情。不知道是不是一种潜意识的负疚感，特别想为祖国做点什么。

不过，真有大理想也埋在心里，也别急着说出来。一说出来，你就把自己给架着了。企业不是运动员，老想着怎么为国争光，就忘记提升自己赚钱的能力了。当然，运气好的话，这些真真假假的理想能把政府领导给感动。但“汉芯”、“龙芯”、“中国芯”……，这么多“芯”里面有一个真正成大器的吗？没有。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一些企业拿这个来做整体营销，包装过度别人是被忽悠了，你自己也就只能一直包装下去。

当年中星微做宣传，声称携手微软、富士通，“世界首个智能机器人富士通Maron-1的视觉芯片采用中星微的星光三号”，真实的情况是富士通的机器人采用微软的WinCE操作系统，微软推荐其影像采集芯片采用中星微芯片，其实就是在“星光一号”基础上进行了方案修改，为借助此事造势就命名为“星光三号”，为了把戏做足，公司还派人在每个国市场上买来一个玩具机器人，摆放在公司的荣誉展厅，对外宣传这就是“富士通智能机器人Maron-1”，当然，新闻报道传说中的各种功能，它一个也不具备。

创业公司一谈产业报国，上帝估计也笑了。

*6，忘掉硅谷式的“技术洁癖” *

在中星微，从CEO、COO、CTO到每个事业部的总经理都是清一色的美国海归，而且绝大多数是技术出身。据说中星微招人也喜欢要高高大大的，因为这里最提倡的集体运动是美式篮球，老总们都好这个。或许正是这种“硅谷血统”，让中星微变成了一家有“技术洁癖”的公司。

理想主义；精英文化；要做就做最先进的技术；建立一套标准，然后通吃整个产业；模仿偷学是丢人的……如果放在硅谷，邓中翰的这些想法实在再正常不过。

无论是从企业定位、技术研发、战略制定和人才培养，中星微都是按照硅谷模式和美国的趋势来制定的。但恰恰是这些先进的东西让这个拥有多达1400多项专利和众多知名企业客户的中星微电子陷入难以做大做强的尴尬境地。

硅谷是所有技术梦想家的天堂。我建议，真正想搞最先进技术的人还是应该留在硅谷。硅谷有成熟的技术市场，有真正识货的客户和VC，有足够的技术应用空间。你就是完全不知道怎么卖产品，也可以把技术卖给思科、微软、ORACLE这样的大公司。

如果你是一个技术海归，想回国创业。恐怕你得想清楚，这里需要的不是最先进的技术，而是最价廉物美的技术。

在中国，低成本创新才是真正的王道。当年比亚迪做锂电池，想向日本人买设备，开价就是500万美金。最后一发狠自己做“手工+模具”，只有100万人民币。从此，手机电池的定价权就掌握在比亚迪的手上。

事实上，在中国做低成本创新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工人不便宜了，但工程师还便宜。华为有3万工程师，比亚迪有多少工程师，欧美公司请不起的。

“联发科不是大公司，没有太多资源去做早期阶段的研发，尤其是在早期定产品规格的阶段，我们不能好高骛远。即使是在S曲线的中段才切入，只要掌握好技术、弹性和效率，不见得扳不到巨人。”蔡明介在《竞争力的探求》一书中这样强调。

更重要的是，通过低成本创新赚来的钱，提升了公司以战养战的能力和自信，下一次就可以更往S曲线的前端切入。今天只能打游击，明天就可以围歼，后天就可以攻城。

*7，别忘了自己的主要客户是谁 *

中国真正的市场在哪里，不是北京上海的几百万白领，是10亿金字塔基的消费者。北京上海的白领们都在用MSN，可二三四五六线城镇的年轻人都在用QQ，结果最没钱的人造就了中国市值最大的互联网公司。

当经济萧条出现的时候，不仅仅是女士的裙子越来越长的时候。也是越来越多的中间阶层往“下流社会”走的时候。“价廉物美”成为整个社会的需求。

诺基亚和多普达用的TI OMAP芯片组动辄好几百块人民币，外加软件研发成本，手机价格能下来才怪了。而联发科提供的单芯片解决方案，让国产手机客户装个外壳就可以卖。在深圳的华强北市场，差不多16元就能买一个，而且什么功能都有。联发科借此迅速掌握了整个国产手机产业链的控制权，议价能力很强，尽管不断降价，但它依然能够保持50%以上的毛利润率。它把最难的事情都替客户做了，所以客户都跟吸毒一样爱上它。

“我们做的多媒体芯片各方面的功能和性能都比它（指联发科的单芯片）要强，多媒体要做好是很难的，所以它能够进入山寨机，进入不了诺基亚、三星，因为他们对照相的功能和视频功能要求很高。山寨机是说我有这个视频功能、照相功能就可以了，至于你效果如何，速度是不是够快，能否打印，都不在乎，”邓中翰反复跟我们讲。

在这种“眼睛向外，市场在外”的主导思路下，主打中高端市场的中星微来自内地的收入比例不足5%。相比之下，联发科手机芯片去年出货量已经达到了1.5亿颗，其中九成是内地客户。

但问题在于，“别看中星微的国际客户这么多，而且都是知名企业，但它根本不是主流供货商。说句不好听的，大公司采购很多东西，中星微提供的属于螺帽钉子之类的零配件。”曾经的中星微电子职员直言。

在硅谷创办技术公司，卖出32亿美金高价的朱敏，回国以后大谈“中国服务”而不是“中国创造”。因为他知道，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环境。他对技术公司的建议就是：你先把本土市场拿下来，第二步是把第三世界拿下，第三步你再把创造加进去，最后你再渗透到第一世界去。

想一想，这不就是华为的战略嘛。

*8，80分主义，不要100分主义*

展讯向联发科学到的最重要一课就是千万不能技术导向，而要市场导向。

2004年，MP3音乐手机是国内的首创。展讯和联发科几乎同时在研发一款不用附加其它芯片的单基带芯片。

展讯这边想的是芯片质量一定要做到最好。必须要有100K的传输速度，双声道。可第一代产品只做到了64K.于是，继续改进。而联发科的技术其实落后于展讯。它的芯片只有32K的速率，还是单声道。

但联发科迅速把产品推向市场，结果等展讯的产品进入市场时，时机已经落后了半年多。市场主流客户已经接受了联发科。

“我们太想做到100分，把功能做到最好，结果耽误了市场时机。而联发科可能只做到80分就推出产品，但已经足够了。因为客户原本只期望60分”。陈大同由此知道，只要比客户能接受的稍微好点就行。不用追求技术完美。

产品从80分做到100分，也许花的精力要比从60分做到80分多几倍，客户体验只是好一点点。但技术公司永远人手不够，关键是你的资源是不是合理分配了。

*9，别做卖萝卜卖得最好的*

做技术不像做别的，不能老想着蓝海。是的，你是在蓝海里面，可你这个蓝海只有游戏池那么大，而人家的红海有太平洋那么大。

进入最难的市场往往也是空间最大的市场。

中星微是精心选择了一块空白的利基市场，数字多媒体芯片当时并不被主流的英特尔、AMD、高通、德州仪器等厂商所重视。而其主要应用的领域是在高端PC和笔记本的摄像头上，可这块市场规模太小，每年不过2-3亿美金。按照一位前中星微管理人员的描述，“就好像一个菜市场里，别人都在卖鱼卖肉，我们不过是在卖蔬菜里面，卖萝卜卖得最好的”。

换句话说，如果一台主流电脑的出厂价是400美金的话，中星微的一个解决方案只能卖到4-5美金，仅仅占到了总成本的1%左右。“PC的利润大部分给了英特尔和微软，没办法，这个东西是人家多年来建立起来的优势，我们能进入它们的采购名单已经不错了。”邓中翰也承认。

可问题是，满足于做一个第一流的阑尾又有什么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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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势扩张：酒店式公寓“借冬风”

转自沃顿知识在线。

10月底，一家五星级酒店式公寓 - 鹏利辉盛国际公寓（Fraser Suites Top Glory）在上海陆家嘴隆重开业，而当时正值中国的经济指标增速初显回落之际。但是，新加坡辉盛国际管理有限公司（Frasers Hospitality）的首席执行官曹炳森（Choe Peng Sum）却对中国面临的经济增速减缓并不以为意。事实上，他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发展良机。

“我们要在经济衰退中扎根成长，这就是我的策略，”曹先生说道，“我们是乐观的，也许听上去有点儿过于乐观，但是坦率地说，目前有许多住宅房地产开发项目的销售速度已大不如前，因此有很多业主和开发商正在将物业转型为酒店式公寓，而不是出售这些物业，特别是那些地处黄金地段的物业，而那正是我们的市场所在。”

每次经济低迷时期，总有一些为数不多的行业异军突起，而在近期中国亦是如此。一个强健的反周期行业在这股始于三季度的经济寒流中蓦然崛起，它就是酒店式公寓。这个隶属于酒店业的，主要面向在异地旅居数周或数月的商务旅客的细分行业在数年之前尚名不见经传，如今却借房地产业遭遇危机之“冬风”，在中国及亚洲其它地区快速发展。

对于酒店式公寓运营商而言，住房价格下跌已经成为他们的发展商机 – 中国国内物价涨幅已于年内稳步回落、信贷危机亦导致住房成交量锐减。中国70座大城市今年的房价涨幅屡创新低：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月份中国70座大城市的房价涨幅为10.9%。至8月份，房价涨幅回落至5.3%，9月份的涨幅仅为1.6%。曹先生指出，由于银行紧缩放贷标准，加上潜在购房者对楼市采取观望态度，使得楼市成交量有所缩减。

在楼市放缓的背景下，住宅地产开发商往往不愿意以低于预期目标的新价位出售他们的公寓楼，但是他们很有兴趣将公寓楼出租给专业的酒店式公寓连锁集团。开发商仍然拥有物业的所有权，因此如果楼市回暖，他们就可以出售物业，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可以从其开发项目中获得稳定的收益。

对经济寒流的抵抗力

即使从需求角度来看，酒店式公寓业务对于经济寒流也具备一定的抵抗力。酒店式公寓直接瞄准的是旅游市场利润最丰厚的领域：那些每年数周乃至数月出差在外的男女商务旅客。顶尖的酒店式公寓连锁集团提供的是五星级酒店式的上乘服务，包括客房服务、健身中心、24小时前台服务、以及公司优惠，他们还能让客人每次在具有家庭特色的自住式单位里住上几个月。

在新的经济环境中，商务旅客都在寻找新的省钱途径，酒店式公寓通常要比同类酒店便宜一些。在新开业的鹏利辉盛国际公寓，客人能以每天200美元的价格租下一间宽敞的双卧室公寓，以此低于同类五星级酒店的房价，住客将在酒店式公寓拥有两间卧室、书房、餐厅、起居室、厨房各一间，而且地处中心地段，可以享受许多酒店式的服务。同时，由于酒店式公寓的租户一般订立三至六个月，基本为一年以上的长期租约，因此他们可以充分利用其中的杠杆作用，享受优惠的费率。

“经济环境也许给旅游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我们的住户通常跟着项目或工作调动而停留较长时间，因此在因经济衰退造成的旅游市场骤跌的情况下，我们提供的服务比较有弹性，”新加坡雅诗阁集团（Ascott Group）旗下的雅诗阁酒店首席执行官杰拉尔德·李（Gerald Lee）说道，雅诗阁集团是全球最大的酒店式公寓运营商。“即使是在当前的困难时期，酒店式公寓仍然受到企业的青睐，因为酒店式公寓让企业在给员工安排住宿方面提供了灵活性，他们可以在不需要签订长期租约的情况下，为员工安排不同期限的住宿。”

酒店式公寓还有助于减少日常开支，节俭的房客可以自己煮饭、洗衣，还能减少电话和上网费用。此外，一间酒店式公寓还可以容纳多名住客。李表示，“这样一来，公司就能让多名员工同住一套酒店式公寓，而不用为他们在酒店单独开房了。”

到目前为止，尽管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日益严重，酒店式公寓市场却是毫无惧色。“这一市场依旧十分景气，”SACO公司的业务拓展经理纳奥米·米尔恩（Naomi Milne）说道，这家英国公司拥有并管理着英国400家酒店式公寓，以及全球各地另外12,000个公寓单位。“其中的一个主要优势是，企业客户看到了在酒店式公寓住宿的成本效益。以往当人们在酒店住宿的时候，他们需要支付酒吧帐单、高额上网费用、餐厅帐单、以及巨额电话帐单，而在酒店式公寓住宿就能将上述部分开支直接砍掉。”

房租便宜成了酒店式公寓强有力的宣传口号。短期游客倾向于下榻酒店，但是长期逗留的客人（居住时间在一周以上）往往选择公寓住房。负责临时专案的政府或商业顾问、开展中期项目的经理和高管、以及寻找永久住房的旅居国外人士，这些都是酒店式公寓的“标准客户”。“许多经常出差的人士对酒店式公寓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他们所在的公司也对此表示支持，将酒店式公寓住宿计划作为酒店住宿计划的替代或并行方案。”米尔恩说道。

同时，酒店式公寓也打入了休闲旅游市场。“我们正在向休闲市场敞开大门，时下休闲市场的主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客人，而不是夫妇或单身客人，”辉盛国际的曹先生说道，“如果只是三、四天的旅程，他们仍然可以下榻酒店，但是如果他们全家出行的话，入住酒店式公寓同两三间酒店客房是有区别的。酒店式公寓更有家庭的氛围，他们可以住在一起，因此这个市场有着巨大的潜力。”

逆势扩张

由于可以转型为酒店式公寓的豪华公寓楼的供给量陡增，再加上节俭型商务旅客的需求，酒店式公寓在中国迅速壮大，在当前的旅游住宿市场中“一枝独秀”。

雅诗阁集团、辉盛国际、栎木亚太（Oakwood Asia-Pacific）等亚洲领军酒店式公寓公司各自摩拳擦掌，准备在亚洲进一步发展壮大。辉盛国际目前在中国拥有九处物业，其中包括一家在香港新近开业的物业，据曹先生透露，集团计划到2010年至少再增设5处物业。辉盛国际未来或在以下城市开店：天津、广州、成都、大连、苏州、西安、重庆、杭州、无锡。

雅诗阁集团是全球最大的酒店式公寓连锁集团，目前正在经营的酒店式公寓达18,000个单位，另有全球规模的6,000个单位。据李先生透露，集团目前在中国运营的17家酒店式公寓共计5,000余个单位，计划到2010年底增加10座公寓楼。

栎木亚太集团是亚洲排名第三的连锁集团，目前在中国拥有三座酒店式公寓（北京两座、广州一座），集团计划于未来数月内在杭州和上海开设两家酒店式公寓，2010年在北京开设第三家。到2011年，集团将在亚洲新建26家酒店式公寓。

除了能够抵御经济衰退影响的业务模式之外，连锁集团对中国经济的前景表示乐观。“跨国公司仍将着眼于在中国和印度扩张，因为这些公司面临削减劳动力成本方面的更大压力，”雅诗阁酒店的李说道，“跨国公司在这些市场创业或扩张期间，势必需要配备国际级别的一流住宿。”

酒店式公寓与酒店之比较

正当酒店式公寓在经济衰退期间春风得意之际，中国的酒店行业开始经受痛苦。在北京，酒店业形势异常严峻，因为奥运会之前的酒店建设风造成了酒店供应严重过剩。但是，中国政府在奥运会期间突然出台了一项签证限制措施，使得入境游客数量锐减，许多酒店因而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今年时运不佳、形势不明，主要是因为奥运会和签证问题，”新开业不久的北京柏悦酒店（Park Hyatt Beijing）的总经理西梅翁·奥利（Simeon Olle）说道，“但是我们正在进入传统淡季 – 冬季，3、4月份将进入旺季。但是能否达到三年前的水平呢？我们将拭目以待。”

上海酒店业前景一片黯淡，原因不外乎是需求下滑、供应过剩。官方表示酒店经营情况依然乐观，但是在私下里，情形令人忧心。据一家知名美国连锁集团旗下的上海旗舰酒店报告显示，11月中旬，该酒店的入住率仅为35%，而传统旺季的入住率通常在80%以上。在上海，另一家美国连锁集团旗下的五星级酒店的市场专员在报告中指出，酒店的MICE（会议、聚会、大型会议活动和展览）业务已经完全停止。“北京奥运会期间酒店业务下滑，我们还没有真正恢复元气，”他说道。而在澳门，许多起重机停在“金光大道”楼体旁边，这个宏伟的开发项目曾经计划建造14家酒店及20,000间客房，但是现在已经完全停工，仅有2座已经建成的酒店孤零零地矗立一方。

与此同时，中国入境游也开始减少。据中国国家旅游局的统计数字显示，2008年9月，中国入境游客数量为1,056万人，同比减少了5.94%，而且这是在10月份全球信贷危机恶化之前的数字。更加令人感到不安的是，9月份旅游业收入同比减少了11.36%。今年1月至9月旅游业收入同比减少了3.26%。

酒店的运营成本要高于酒店式公寓，因为前者的员工数量较多，而且酒店业务种类更加复杂，包括餐厅、大型会议活动、会议、宴会、婚庆等服务。酒店的另一个劣势在于，它无法象酒店式公寓那样，在经济衰退时期通过收购待售的豪华住宅开发项目来进行扩张，因为酒店大楼与豪华公寓有所不同：前者设有舞厅、大量餐厅和酒吧、另有会议室及其他设施，而这些设施都是必须在工程建设前期规划在内的。

最后，酒店只能祭出减价大旗，盼望旅游业能够回暖。“我认为在未来几年内，需求必将赶上供应，大型酒店可能必须改变一下他们的业务策略，”北京柏悦酒店的奥利说道，“他们将会发现客户越来越精明，而他们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去争取业务。”

与此同时，一些连锁集团也放缓了扩张速度。“考虑到现在的市场情况，我们采取观望态度，等待合适的时机到来，”JIA酒店的老板黄佩茵（Yenn Wong）说道，JIA酒店在上海和香港各开了一间精品酒店。“一开始我们在看，但是现在的市场每况愈下，我们决定择机收购优良资产。中国的环境不错，但是充满挑战。”

有些酒店连锁集团开设了自己的酒店式公寓来作为回应，尤其是万豪酒店和四季酒店。在万豪国际酒店集团的全球19家酒店式公寓中，有3家万豪行政公寓设在中国，9家设在亚洲；而四季酒店集团在吉隆坡、澳门和香港拥有并经营着自己的酒店式公寓，集团旗下的四季汇酒店式公寓（Four Seasons Place）在这些城市经营得非常成功。

万豪国际酒店集团的区域营销副总裁劳伦斯·吴（Lawrence Ng）表示，集团正打算在中国扩大其酒店式公寓的产品组合，“我们现在北京拥有一座万豪行政公寓（MEA），未来三至六个月内，我们将再开设一家。目前我们在上海拥有两家万豪行政公寓，我们将酒店式公寓作为万豪集团颇具发展前景的领域，籍此来扩大我们的业务和市场占有率。”

经济低迷的影响

酒店式公寓尽管具有抵御经济衰退的能力，但是若经济减缓的时间延长，将仍然给顶级连锁集团带来了负面影响。针对短期住客市场，酒店推出更加优惠的费率，特别是针对几天的租约；而针对租期在六个月以上的长期住客市场，更加便宜的空置豪华公寓将是酒店式公寓的强劲对手。

在酒店式公寓内生活了六个月乃至一年之后，部分房客倾向于租住普通的住宅公寓。辉盛国际的曹先生表示，“我们在争取比较长期的客户，但是却一脚踏进了租房市场，开始与别墅和住宅公寓展开竞争。”

而酒店已经开始通过降低房价来做出响应。“在过去12至18个月里，部分城市的酒店房价在逐步打折，现在我们发现，部分酒店的房价确实很有竞争力，”SACO公司的米尔恩说道。“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大力宣传酒店式公寓与酒店相比的更多益处。如果有人要住上几星期的话，酒店未必是合适的，所以就要让他们知道酒店式公寓的好处和优势。”

经济衰退期间，行业客户自然会更加坚持讨价还价。“许多企业要求租约更加灵活，而不是简单的一年期或两年期的租约，”曹先生说道。由于市场不景气，他们更愿意按月签订租约，而不是订立长期的租房合约。

但是归根结底，经济减缓的危机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扩张机会。酒店式公寓连锁集团有时拥有他们管理的物业资产，但是更多地是，他们仅对别人拥有的物业进行管理，而这些业主通常是物业开发商。近来，这些开发商非常高兴能与酒店式公寓的运营商联手合作。

    “在让利出售中，我想许多开发商无法得到他们想要的价格，而继续持有资产则需要承担巨大的存置成本，”辉盛国际的曹先生说道，“所以这是个很有趣的矛盾观点，但是在类似于目前的时局中，我们实际上获得了更多的资讯和利益。尽管这听上去不太现实，但是在2010年我们将有望实现8,000个公寓单元（的目标）。”

发布日期 : 2008.12.03 

Pony注：麦肯锡有篇旧文也是讲衰退中的机会的。不过有个疑问，不知道时麦肯锡特意回避还是事实确实如文中所说：在经济衰退时投入大量广告和增加SG&A的公司中是不是有从原来的领先者而变得掉队的公司，因为原文大意是说衰退中有些“保持了领先地位”的公司的SG&A和广告投入都教平常多（比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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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分析师的“三宗罪”：“至少落后K线图半年”

来自理财周报

“有两家大券商这两天都在开明年的策略会，我一个都不会去听。我认为这是浪费时间。”11月27日中午，一位著名的公募基金投资总监这样告诉理财周报记者。

他给出的逻辑很简单。“我为什么要相信这样一群几乎没有任何投资经验的毛孩子呢？”

确如他所言，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实际情况是两年、三年或更长时间)，中国的卖方分析师们不幸集体沦陷。在一片火热的牛市氛围中，他们完全熟视无睹2007年三、四季度出现的经济开始转坏的先行指标，而是满怀激情地憧憬2008年的万点牛市。

其中涵纳知名经济学家、分析师领袖高善文，他曾是一代新财富宠恩宠，其资产重估理论余韵悠远。

“没有一个准确的，一个也没有。”一位资深基金经理说，“作为买方，公募基金一般都有自己的判断，所以你可以看到主流的公募，2008年有1/3是看对市场的，1/3看错，另外1/3人云亦云。”

“所以，中国卖方分析师给出的错误判断，对散户影响才是最大的。”上述投资总监说。

一宗罪：沉浸牛市氛围，完全熟视无睹转坏经济数据

从本月开始，你或许会接受到多家券商的邀请，有这样那样的策略会在等待你参加。你会参加哪一家呢？你会相信谁是你可依赖的分析师？

一年前，也像今天一样，你也面临很多种选择。你一定想知道，一年前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一年后的今天，你可以借助这些来完成一个初步的判断。

理财周报为你搜罗了包括高盛高华、中金在内的12家国内最盛名的投行，盘点了他们一年来的宏观研究、策略分析和金股走势。

结果令人吃惊。

“在去年四季度时，几乎所有的卖方分析师完全忽略了当时已经转坏的宏观基本面。”一位著名投资总监说，当他们看到2007年三、四季度连续两个季度多个经济先行指标开始下行时，就感到非常吃惊。

“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减仓，付诸行动了。”

而彼时的卖方分析师们，即便如中金者，他在分析2007年四季度经济数据——GDP增长率、出口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皆出现连续两个季度下滑时，认为中国经济出现下行风险。不过，哈继铭很快笔锋一转说，“但只要政府及时作出政策调整，中国全年将依然保持高增长，呈现‘先抑后扬’局面。”

对2008年GDP增速，中金的预测是10.5%~11%；有趣的是，在这前后，中国的卖方分析师们包括中信、申万、国泰君安、国信、国金、东方等在内，也大多预测2008年中国GDP增速在10.5%上下。

在这样的逻辑下，你当然可以想见万点的辉煌随时可见了。始作俑者招商证券便提出了2008年上证综指波动区间为4500-10000点。

即便宏观分析见长的高善文，在2007年12月18日和今年2月18日的两次报告中，也完全没有把去年三、四季度转化的经济数据当回事，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一次“大意失荆州”。

在分析贸易顺差、国际资本流动和银行主动信贷创造后，高认为“牛市的基础依然健康；牛市可能即将或正在逐步转入下半场；2008年对市场最大的压力和不确定性将主要来自于信贷控制，将主要取决于信贷控制的力度和持续时间”。高也相信2008年上市公司盈利增长30%的判断，这也几乎是主流券商的平均预测值。

一位买方投资总监这样评述这位在牛市上半场曾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学者，“他的逻辑可能是对的，但他却没有相信眼前的数据。”

12家卖方机构中，梁红几乎是唯一一个在2007年就下调预期的。

2007年11月5日，梁红向下调整了中国2007年和2008年的GDP增速预测，从12.3%和10.9%分别下调为11.6%和10.3%。

二宗罪：毫无投资经验，落后K线半年，“南郭先生”分析师满街窜

“中信证券推出2008年十大金股时，我在公司一次内部会议上就说，这一定是十大熊股。”北京一家大型基金投资总监说。

看看中信的金股名单吧。万科A、中国国航、中国船舶赫然名列其中，从年初至今，其跌幅均在八成有余，超出同期大盘指数七成的跌幅。

更意犹未尽的则是，中信在中国船舶200元上方价位时仍强烈建议大胆买入。

“太没谱了。”一位基金经理说，“他们召开年会的前夜，竟然还在向业内资深的人士请教，该推谁为十大金股。”

“但中信的服务好，每一年评比最佳分析师时，我们也不好意思，结果每年中信都是大获全胜。”

而国金证券的一位分析师在谈论他们如何预测GDP增速时说，“这一块我们感觉梁红太强了，一般我们都是跟踪她的观点，我们是预测不出来的”。

一位在投资界从业十余年的资深人士告诉理财周报，在卖方分析师中，除了少数如安信的陈定华之外，绝大多数的策略分析师都没有买方的工作经验，这使得他们永远走在K线的后面。

该人士称，即便如申万的前首席策略分析师陈李，“他刚一写出比较专业的研究报告，就高价把自己‘卖’给了瑞银。”申万曾为中国贡献了大量思想和人才，但现在“这几乎是申万最大的隐疾。他们很难留得住人，一旦成名，就跑了”。

“现在我了解的情况是，一个在公募基金还只是担任研究员助理的从业者，他的大学同学却在卖方开始评选新财富了。”

而少数者如高盛高华的策略分析师邓体顺，“他是1985级的本科，1999级的研究生，有丰富的经验。而国内的呢？”

这样，不难理解为何中国平安、中国船舶、中国神华等这样跌幅超过八成的股票频频被各大知名分析师们列入十大金股。

也不难理解，当2008年前三季度GDP增速分别从10.6%下滑到10.1%和9%时，3月份美国贝尔斯登破产直到9月华尔街沦陷时，中国的卖方分析师们长时间内仍然掉在2008年奥运牛市、盈利增长30%的理想中不能自拔。

国信证券虽然在春季策略报告中说“一季度末市场对于沪深300指数成分股2008年、2009年业绩增长率预期分别为31.4%和19.9%，但这种预期目前并不稳定。”但他并没有舍得下调预期。

申万也不忍心。仅在3月末微幅下调重点公司2008年盈利增长预期至26%，并宣称二季度是买点。

但实际情况则是股指4月22日就已经跌破3000点，而等各路卖方分析师反应过来齐齐调低盈利预期时的8、9月份，A股已经抵达2000点的相对底部。其后，卖方分析师们更是悲观看空。

“他们一直在追赶K线，但实际上至少落后半年左右。”上述资深人士说。

三宗罪：机制压迫“逼良为娼”，畸形报告满天飞

当真中国分析师如此迟钝？难于启齿的缘由是，由于中国A股市场只做多不做空的机制，使得卖方分析师只能分享牛市盛宴，从而缔结了一段“逼良为娼”的谎言。

“这些独立意见的卖方分析师们原本是不应该这样的。”

上述资深投资总监称，在中国一些卖方机构，也存有少量明白之人，有些许前瞻性意见，但“很多时候，他所在的机构可能并不会让他说出观点”。

已经有不少例子证明过早看空的行业分析师被洗牌的结局。

被利益捆绑的分析师们，除了要迎合买方的喜好之外，他所在的机构可能由于自身投资的需要，也往往要求对外异口同声看高一线。

业内人士称，一般而言，自营盘重的卖方偏乐观，自营盘轻的卖方机构则选择谨慎乐观，理性的卖方分析师们则直接悲观。

但在表现方式上，理财周报调查发现，在12家知名卖方机构中，即便像高华、中金这样比较悲观的券商，其研究报告都是以乐观或者谨慎乐观的面目出现，比如高华，它预测2008年A股总回报是-11.3%，但它的标题却是“在一个难以捉摸的周期中定位”。

“高华、中金属于比较靠谱的券商，不会出大问题，其逻辑相对严谨，出错时一般都会改正。但有些券商基本都不靠谱，比如最固执的死多头东方证券和招商证券，还有逻辑看似准确，但结论迥异的怪胎券商海通。”

典型如东方证券者，对全球及中国经济的宏观判断几乎出现很大错误，它在年中报告中仍然对美国经济未来的表现谨慎乐观，提醒投资人从记忆中抹去6124点，但不能过度悲观，认为眼下只是一场暂时的迷雾，穿越它，便重归理性。

直到11月份东方证券才承认眼下是经济最坏的时候，但仍然乐观预计2009年二季度左右经济回暖。

招商证券也演绎了类似的疯狂。从年初乐观看高10000点，到坚持3000点以下战略建仓；从贵州茅台一路跌一路推荐，到死守中国平安，招商的投资策略也几乎完全错误。

在众多卖方机构中，理财周报发现海通证券的研究报告极为怪异。

比如，海通认为影响中国最大的因素来自于世界经济形势的下行，但它却又认为次级债在整个金融组合中的地位不是十分重要，二季度时又预测，对次贷危机的预测可能过于悲观，但到四季度，海通又调换逻辑，提出质疑，“欧洲等发达国家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震中”？

又如海通在2008年投资策略报告中，提醒投资人关注外汇储备增长势头不会持续及大小非压力问题，但它很快以一个极其主观的A股估值合理的理由进行否定，得出A股触底反弹的论调。此一论调，海通从2007年底一直唱到2008年的三季度策略报告，对其间A股从6124点到2500点的蜕变几乎熟视无睹，等到10月份A股已经创出1802点的阶段低点后，海通开始看空，而此时买方们开始建仓。

“海通其实更多是人云亦云，逻辑假设都列上，没有独立观点，可谓典型的南郭先生。”有人士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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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改委：中国经济受到危机严重冲击

2008年11月14日10:31 ---wsj中文网

中

国官方高级官员周五承认，中国经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

这显示，近期公布的不佳的经济数据使得官方确认，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官方早前的预期。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穆虹周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并加速向实体经济蔓延，中国经济也受到严重冲击，一些主要经济指标下行趋势明显。

穆虹表示，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的不利影响，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和出现大的波动，最近中国官方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重大调整。

他重申，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努力稳定出口的同时，出台更加有力的措施扩大国内需求。包括在今年第四季度新增人民币1,000亿元中央投资，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加快灾后重建各项工作；从明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设备投资；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努力扩大消费，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他强调，扩大内需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穆虹称，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中国经济下滑趋势越来越明显，特别是9月份以后。而面对当前国内外的严峻形势，能不能有效地防止经济增速下滑、防止出现大的波动，是对政府的一个“严峻的挑战”。

他表示，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会对中国的生产力造成严重的破坏，恢复工作也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不利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他指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依然强劲，消费和投资的增长潜力巨大。由于美国和欧洲对全球经济的推动力逐渐停顿，希望中国较高的国内需求可能有助于刺激全球经济。但是，虽然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令人鼓舞，但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消费者还有过几年才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他同时强调，年底前新增人民币1,000亿元的中央投资中不能用于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而主要用于民生领域、基础设施，工业领域安排投资很少。

中国国务院上周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当前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2010年前投资人民币4万亿元用于扩大内需。

今年年底前，中国中央政府将投资人民币1,000亿元用于项目建设，提前安排灾后重建基金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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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给儿子的信(2):运气靠策划

第二封：运气靠策划
　　
　　◆格言：每个人都是他自己命运的设计者和建筑师。 我不靠天赐的运气活着，但我靠策划运气发达。　　　　　等待运气的时候，要知道如何引导运气；设计运气，就是设计人生。
　　
　　(He who marches in rank and file has already eared my contempt.He has been given a large brain by mistake，since for him the spinal cord would suffice.)
　　
　　January20，1900
　　
　　亲爱的约翰：
　　
　　有些人注定要成为令人眩目的王者或伟人，因为他们非凡的才能，譬如，老麦考密克先生，他长着一颗能制造运气的脑袋，知道如何将收割机变成收割钞票的镰刀。
　　
　　在我眼里，老麦考密克永远是位野心勃勃且具商业才能的实业巨子，他用收割机解放了美国农民，同时也把自己送入全美最富有者的行列。法国人似乎更喜欢他，盛赞他为“对世界最有贡献的人”。哦，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这位原本只能做个普通农具商的商界奇才，说过的一句深奥的名言：“运气是设计的残余物质。”
　　
　　这句话听起来的确让人颇费脑筋，它是指运气是策划和策略的结果？还是指运气是策划之后剩余的东西呢？我的经验告诉我，这两种意义都存在，换句话说，我们创造自己的运气，我们任何行动都不可能把运气完全消除，运气是策划过程中难以摆脱的福音。
　　
　　麦考密克洞悉了运气的真谛，打开了运气过来的大门。所以，我对麦考密克收割机能行销全球，成为日不落产品，丝毫不感到奇怪。
　　
　　然而，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很难找到像麦考密克先生那样善于策划运气的人，也很难找到不相信运气的人，和不误解运气的人。
　　
　　在凡夫俗子眼里，运气永远是与生俱来的，只要发现有人在职务上得升迁、在商海中势如破竹，或在某一领域取得成功，他们就会很随便、甚至用轻蔑的口气说：“这个人的运气真好，是好运帮了他！”这种人永远不能窥见一个让自己赖以成功的伟大真理：每个人都是他自己命运的设计师和建筑师。
　　
　　我承认，就像人不能没有金钱一样，人不能没有运气。但是，要想有所作为就不能等待运气光顾。我的信条是：我不靠天赐的运气活着，但我靠策划运气发达。我相信好的计划会左右运气，甚至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成功地影响运气。我在石油界实施的变竞争为合作的计划恰恰验证了这一点。
　　
　　在那项计划开始前，炼油商们各自为战，利欲熏心，结果引发了毁灭性的竞争。这种竞争对消费者来说当然是个福音，但油价下跌对炼油商却是个灾难。那时候绝大多数炼油商做的都是亏本生意，正一个一个滑入破产的泥潭。
　　
　　我很清楚，要想重新有利可图并将钱永远地赚下去，就必须驯服这个行业，让大家理性行事。我把它视为一种责任，然而这很难做到，这需要一个计划——一个将所有炼油业务置于我麾下的计划。
　　
　　约翰，要在获取利益的猎场上成为好猎手，你需要勤于思考、做事小心，能够看到事物中一切可能存在的危险和机遇，同时又要像一个棋手那样研究所有可能危及你霸主地位的各种战略。我彻底研究了形势并评估了自己的力量，决定将大本营科利佛兰作为我发动统治石油工业战争的第一战场，待征服在那里的二十几家竞争对手之后，再迅速行动，开辟第二战场，直至将那些对手全部征服，建立石油业和新秩序。
　　
　　就像战场上的指挥官，选择攻击什么样的目标，要首先知道选择什么样的火器才最奏效一样，要想成功实现将石油业统一到我麾下的计划，需要一个彻底解决问题的手段，那就是钱，我需要大量的钱去买下那些制造生产过剩的炼油厂。但我手头上的那点资金不足以实现我的计划，所以我决定组建股份公司，把行业外的投资者拉进来。很快我们以百万资产在俄亥俄注册成立了标准石油公司，第二年资本大幅扩张了三倍半。但何时动手却是个学问。
　　
　　富有远见的商人总善于从每次灾难中寻找机会，我就是这样做的。在我们开始征服之旅前，石油业一片混乱，一天比一天没有希望，科利佛兰百分之九十的炼油商已经快被日益剧烈的竞争压垮发，如果不把厂子卖掉，他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走向灭亡。这是收购对手的最好时机。
　　
　　在此时采取收购行动，似乎不太道德，但这的确与良知无关。企业就如战场，战略目标的意义就是要造成对己方最有利的状态。出于战略上考虑，我选择的第一个征服目标不是不堪一击的小公司，而是最强劲的对手克拉克-佩恩公司。这家公司在科利佛兰很在名望，且野心勃勃，想要吃掉我的明星炼油厂。
　　
　　但在对手决定之前，我总要先下手为强。我主动约见克拉克-佩恩公司最大的股东，我中学时代的老朋友，奥利弗·佩恩先生，我告诉他，石油业混乱、低迷的时代该结束了，为保护无数家庭赖以生存的这个行业，我要建立一个庞大、高绩效的石油公司，并欢迎他入伙。我的计划打动了佩恩，最后他们同意以40万元的价格出售公司。
　　
　　我知道克拉克-佩恩公司根本不值这个价钱，但我没有拒绝他们，吃掉克拉克-佩恩公司就意味着我将取得世界最大炼油商的地位，将为迅速把科利佛兰的炼油商捏合在一起充当强力先锋。
　　
　　这一招果然十分奏效。在以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有二十二家竞争对手归于标准石油公司的麾下，并最终让我成为了那场收购战的大赢家。而这又给我势不可挡的动力，在此后三年时间里，我连续征服了费城、匹兹堡、巴尔的摩的炼油商，成为了全美炼油业的惟一主人。
　　
　　今天想来，我真是幸运，如果当时我只感叹自己时运不济，随波逐流，我或许早已被征服掉了。但我策划出了我的运气。
　　
　　世界上什么事都可以发生，就是不会发生不劳而获的事，那些随波逐流、墨守成规的人，我不屑一顾。他们的大脑被错误的思想所盘踞，以为能全身而退就值得沾沾自喜。
　　
　　约翰，要想让我们的好运连连，我们必须要精心策划运气，而策划运气，需要好的计划，好的计划一定是好的设计，好的设计一定能够发挥作用。你需要知道，在构思好的设计时，要首先考虑两个基本的先决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知道自己的目标，譬如你要做什么，甚至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第二个条件是知道自己拥有什么资源，譬如地位、金钱、人际关系，乃至能力。
　　
　　这两个基本条件的顺序并非绝对不能改变，你可能先有一个构想、一个目标，才开始寻找适于这些资源的目标。还可以把它们混合一处，形成第三和第四种方法，例如拥有某种目标和某种资源，为实现目标，你必须选择性地创造一些资源，也可能拥有一些资源和某个目标，你必须根据这些资源，提高或降低目标。
　　
　　你根据资源调整目标或根据目标调整资源之后，就有了一个基础——可以据以构思设计的结构，剩下的东西就是用手段与时间去填充，和等待运气的来临了。
　　
　　你需要记住，我的儿子，设计运气，就是设计人生。所以在你等待运气的时候，你要知道如何引导运气。试试看吧。
　　
　　爱你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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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给儿子的信(1):起点不决定终点

第一封：起点不决定终点
　　
　　◆格言：我们的命运由我们的行动决定，而绝非完全由我们的出身决定。享有特权而无力量的人是废物，受过教育而无影响的人是一堆一文不值的垃圾。
　　(Men of privilege without power are waste-material.Men of enlightenment without influence ate the poorest kind of rubbish.)
　　
　　july　20，1897
　　
　　亲爱的约翰：
　　
　　你希望我能永远同你一起出航，这听起来很不错，但我不是你永远的船长.上帝为我们创造双脚，是要让我们靠自己的双脚走路。
　　
　　也许你尚未做好独自前行的准备，但你需要知道，我所置身的那个充满挑战与神奇的商业世界，是你新生活的出发地，你将从那里开始参加你不曾享用而又关乎你未来的人生盛宴。至于你如何使用摆放在你生命面前的刀叉，和如何品味命运天使奉上的每一道菜肴，那完全要靠你自己。
　　
　　当然，我期望你在不远的将来就能卓尔不群，并胜我一筹。而我决定将你留在我身边，无非是想把你带到你事业生涯的高起点，让你无须艰难攀爬便可享有迅速腾达的机会。
　　
　　这当然没有什么值得你庆幸和炫耀的，更无须你感激。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信念是人人生而平等，但这种平等是权利与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与经济和文化优势无关。想想看，我们这个世界就如同一座高山，当你的父母生活在山顶上时，注定你不会生活在山脚下；当你的父母生活在山脚下时，注定你不会生活在山顶上。在多数情况下，父母的位置决定了孩子的人生起点。
　　
　　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起点不同，其人生结果也不同。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穷、富世袭之说，也永远没有成、败世袭之说，有的只是我奋斗我成功的真理。我坚信，我们的命运由我们的行动决定，而绝非完全由我们的出身决定。
　　
　　就像你所知道的那样，在我小的时候，家境十分贫寒，记得我刚上中学时所用的书本都是好心的邻居为我买的，我的人生开始时也只是一个周薪只有5元钱的簿记员，但经由不懈的奋斗我却建立了一个令人艳羡的石油王国。在他人眼里这似乎是个传奇，我却认为这是对我持之以恒、积极奋斗的回报，是命运之神对我艰苦付出的奖赏。
　　
　　约翰，机会永远都会不平等，但结果却可能平等。在历史上，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在商界，尤其在商界，白手起家的事例俯拾皆是，他们都曾因贫穷而少有机会，他们却都因奋斗而功成名就。然而，历史上也充斥着富家子弟拥有所有优势，却走向失败的事例。麻州的一项统计数字说，十七个有钱人的孩子里面，竟然没有一个在离开这个世界时还是富翁。
　　
　　而在很久以前，社会上便流传着一个讽刺富家子弟无能的故事，说在费城的一个小酒吧里，一位客人谈起某位百万富翁，说：“他是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是啊，”旁边一位比较精明的先生回答说，：“他继承了两千万，然后他把这笔钱变成了一百万。”
　　
　　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故事。但在我们今天这年社会，富家子弟正处在一种不进则退的窘境之中，他们中的很多人注定要受人同情和怜悯，甚至要下地狱。
　　
　　家族的荣耀与成功的历史，不能保证其子孙后代的未来将会美好。我承认早期的优势的确大有帮助，但它不能保证最后会赢得胜利。我曾不止一次地思考这个对富家子弟而言带有悲哀性的问题，我似乎觉得，富家子弟开始承担了优势，却很少有机会去学习和发展生存所需要的技巧。而出身低贱的人因迫切需要解救自身，便会积极发挥创意和能力，且珍视和抢占各种机会。我还观察到，富家子弟缺乏贫贱之人的那种要拯救自己的野心，也只得祈祷上帝赐予他成就了。
　　
　　所以，在你和你的姐姐们很小的时候，我就有意识地不让你们知道你们的父亲是个富人，我向你们灌输最多的是诸如节俭、个人奋斗等价值观念，因为我知道给人带来伤害最快捷的途径就是给钱，它可以让人腐化堕落、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失去最美好的快乐。我不能用财富埋葬我心爱的孩子，愚蠢地让你们成为不思进取、只知依赖父母的果实的无能者。
　　
　　一个真正快乐的人，是能够享受他的创造的人。那些像海绵一样，只取不予的人，只会失去快乐。
　　
　　我相信没有不渴望过上快乐、高贵生活的人，但真正懂得高贵快乐生活从何而来的人却不多。在我看来，高贵快乐的生活，不是来自高贵的血统，也不是来自高贵的生活方式，而是来自高贵的品格——自立精神，看看那些赢得世人尊重、处处施展魅力的高贵的人，我们就知道自立的可贵。
　　
　　约翰，你的每一个举动都会成为我挂念。但与这种挂念相比，我更对你充满信心，相信你优异的品格——比世界上任何财富都更有价值的品格，将帮助你铺设出一条美好的前程，并将助你拥有成功而又充实的人生。
　　
　　但你需要强化这样的信念：起点可能影响结果，但不会决定结果。能力、态度、性格、抱负、手段、经验和运气之类的因素，在人生和商业世界里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你的人生刚刚开始，但一场人生之战就在你面前。我能深切地感觉到你想成为这场战争的胜者，但你要知道，每个人都有追求胜利的意志，只有决心做好准备的人才会赢得胜利。
　　
　　我的儿子，享有特权而无力量的人是废物，受过教育而无影响的人是一堆一文不值的垃圾。找到自己的路，上帝就会帮你！
　　
　　爱你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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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学院开始教IFRS

转自FT中文网

在美国会计师事务所德勤(Deloitte)的帮助下，美国的大学和商学院正加快步伐，努力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纳入课程之中。

德勤创立了IFRS大学联合会(IFRS University Consortium)，开发诸如课堂指导和案例研究等课件，以帮助教授和学生了解IFRS。

美国会计课程教授的是美国企业所使用的财务报告准则——公认会计准则(GAAP)。与之相比，IFRS这套单一会计准则往往更加侧重于目标，对详细规则的倚赖度较低。

IFRS正迅速得到全球各地的认可：100多个国家和近40%的全球财富500强(Global Fortune 500)企业已在使用IFRS。预计美国的监管机构美国证交会(SEC)将力争在2011年前允许美国跨国企业使用IFRS。

德勤合伙人甘农(D.J. Gannon)表示，此举突显了大学和商学院在加速将IFRS纳入课程时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

“如果你看看过去10年的财务报告，你会发现我们正从关注美国转向更加关注全球，”他说。“世界已经改变，并且还在继续改变。市场需要一套共同的标准。”

甘农表示，现有课程几乎没有关于IFRS的内容，因为教科书的出版周期通常为3至4年，大学和商学院在创作包含IFRS的课件上“时间紧迫”。

“你可以在某些课题领域借助美国的GAAP。不过根本问题在于，基于IFRS开发的课件并不多，”他表示。“开发教科书、撰写案例研究和更新教材都需要一定时间。但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让IFRS的授课方式与当前GAAP的授课方式相同。我们正从零开始努力。”

由近100所大学组成的IFRS大学联合会是在5月份创立的，最初的两所合作院校为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和弗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Tech)。机构无需付费即可加入该联合会。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官员表示，到目前为止，讲授IFRS的新课程受到了学生的欢迎，某些情况下甚至出现超额选课现象。

“我们的商业模式已经全球化，这意味着我们的学生必须能够胜任，”该校会计系主任理查德•迪特里希(Richard Dietrich)教授表示。“如果我们全都拥有共同的会计语言，那么在全球各地做生意将更为容易。”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会计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山姆•希克斯(Sam Hicks)表示，该校已放弃关于跨国企业会计的独立硕士课程，支持将IFRS纳入课程。

他表示：“这使得我们的学生更加关注国际问题。”

迪特里希表示，对于在大型审计公司求职的学生来说，具备掌握IFRS的能力将成一个卖点。“会计师事务所仍会前来搜罗最优秀的人才。但是未来两年，如果你不懂IFRS，你就将被甩在后面。”

译者/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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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最讨厌的人”学习zz

转自FT中文网

美国总统大选在即，从媒体和民意调查的结果来看，奥巴马好像已经稳操胜算。但是，民主选举总有意外之事，尤其是美国的选举人制度，极有可能会造成候选人赢了普选票，却输了选举人的票。令人惊讶的是，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调查显示，中国网民的想法，与北京政府相反，他们更期待奥巴马赢得大选，尽管他在选举中主张对中国采取比较强硬的立场。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形象的领袖好像更适合这个流行变化的时代，中国人对一成不变的领袖形象已经厌烦。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要是奥巴马上台后，挑起美中紧张关系，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就不管他是黑人还是白人了。

中国人真的特点是，喜欢一个人，那他就是天使；厌恶一个人，那他就是魔鬼。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从来不讲辩证法，文过饰非那就需要辩证法。这一点，倒要向韩国人学习。

韩国中央日报日前发表一个民意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半数以上的韩国人最讨厌日本，其次是中国，排在第三位的是同胞北韩人。讨厌近邻，并非是亚洲人的弊病，比如加拿大人，经济上、安全上都依赖美国，但也讨厌美国人。至于同胞之间的互相厌恶，可能是亚洲人的通病，比如华人，两岸三地的人都彼此看不顺眼，上海人跟北京人彼此相拒，而台湾的本省人和外省人，更是相互对立。我相信，南韩讨厌北韩，主要是讨厌金正日王朝的封建专制。

但是，韩国人伟大的地方是，他们最讨厌日本，但却是将日本列为“最应该学习的地方”，这一点确实难能可贵。韩国受日本殖民的统治相当长，苦难也很深，历史的情意结加上独岛的领土纷争，导致韩国民众对日本深痛恶绝，他们抗议日本的力度远远超过中国人，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将日本作为最值得仿效的对象，这是相当成熟的智慧，因为日本现代化发展的模式比美国更适合韩国的国情和文化背景，美国和德国只能排在第二位。

对比韩国，中国人有无类似的智慧和胸怀？在中国大陆，中国人对日本人也很厌恶，从而在感情上无法接受日本也是中国人学习的对象。中国人常常是喜欢一个人，它的缺点也是优点，讨厌一个人，这个人就什么都不是。在台湾，不少人喜欢日本，崇拜日本，结果日本的殖民历史也有理，钓鱼岛也是日本的了，看上去大陆、台湾对日本的态度相反，但思维方式则是殊途同归。

由此可见，中国人还是要向韩国人学习，懂得你的敌人可能正是你最好的老师，你可以讨厌他，但必须向他学习。两岸三地的华人也是如此，彼此可以互相看不惯，但香港人的公务员精神，台湾人的民主风范，大陆人的灵活机智，彼此是可以学习的，一个善于向自己讨厌的对象学习的民族和个人，是有远大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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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全球竞争力何以排名第二zz

转自《财经网》

注重科技创新与科研投入；教育体系完善；学术机构与工业企业密切合作

　　【《财经网》专稿/记者 林靖】10月30日，瑞士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公布了2008年至200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其中，瑞士仅次于美国，整体排名位居世界第二，随后依次是丹麦、瑞典和新加坡。欧洲经济体仍然占据前十位的大多数席位，芬兰、德国和荷兰都名列其中。
　　瑞士驻华大使丹特·马提内利对《财经》记者表示，“瑞士一向关注科技创新、教育和企业发展。与去年相同，瑞士依然列居全球竞争力综合排名的第二位，而创新能力在此次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列全球第三位，瑞士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更是名列全球首位。我们将持续推动瑞士与中国在科技、教育、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将更多的创新与经验和我们中国的合作伙伴分享，共同促进双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瑞士科学研究机构的质量和高校学术机构与工业领域的合作水平也都列居世界第二。这两项的高排名也解释了瑞士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高度发达的重要原因。在知识产权保护的评分中，瑞士也有突出的表现，这也是瑞士高度成熟的科研和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环境因素。
　　受地理条件限制，瑞士自然资源贫乏，但瑞士人很早就注重科技创新，开发耗费材料少、有独创性的高、精、尖、特产品，使之具有高附加值出口获利。众所周知的如瑞士钟表、机床等。其实，瑞士在维生素、杀虫剂、纺织印染、食品、抗病毒疫苗和药物、精密仪器等领域，都有全球独一无二的研发优势和多项专利。瑞士人有创新和钻研的传统，当今社会的诸多伟大发明都源于瑞士，比如拉锁、防倒滑的齿轮登山火车，以及优美动听的八音盒。
　　当代瑞士在科研上的投入依然巨大。瑞士政府每年投入的科研费用高达上百亿瑞士法郎。不仅是瑞士政府和科研机构，瑞士企业对创新的投入也是惊人的，瑞士企业的研发投资甚至远远高于政府。瑞士众多的公司和企业都有自己的研发机构。重视智力投资和科研使瑞士在世界众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创新离不开人才教育。瑞士高质量的教育闻名于世，这个人口不多的国家曾培养出2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如爱因斯坦、丁肇中和沃尔夫冈·保罗等。瑞士的教育体系完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均衡发展为瑞士科技创新成果投入实施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正如此次报告中显示的，瑞士高校学术机构与工业领域的合作水平位居世界前列。众多瑞士的创新科技发明都有学术机构参与研发。例如，第一个以太阳能为动力进行环球旅行的交通工具——“太阳能的士”就是由四所瑞士联邦理工大学联合研制，并获得几家技术领先的瑞士公司支持建造。瑞士“太阳能的士”不仅向全世界展示了瑞士新能源技术应用的卓越成果，更展现了瑞士在环保解决方案上前瞻性的探索和实践。同时，这些创新的努力不仅为瑞士一国所用，瑞士众多的国际知名高等学府为瑞士、欧洲乃至世界从事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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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哈佛《赶猪人》案例zz

               一男赶集卖猪，天黑遇雨，二十头猪未卖成，到一农家借宿。
　　　　少妇说：家里只一人不便。
　　　　男：求你了大妹子，给猪一头。
　　　　女：好吧，但家只有一床。
　　　　男：我也到床上睡，再给猪一头。
　　　　女：同意。
　　　　半夜男与女商量，我到你上面睡，女不肯。
　　　　男：给猪两头。
　　　　女允，要求上去不能动。
　　　　少顷，男忍不住，央求动一下，女不肯。
　　　　男：动一下给猪两头。女同意。
　　　　男动了八次停下，女问为何不动？
　　　　男说猪没了。
　　　　女小声说：要不我给你猪……
　　　　天亮后，男吹着口哨赶30头（含少妇家的10头）猪赶集去了……
哈佛导师评论：要发现用户潜在需求，前期必须引导，培养用户需求，因此产生的投入是符合发展规律的。

故事还在继续......

　   另一男得知此事，决意如法炮制，遂赶集卖猪，天黑遇雨，二十头猪未卖成，到一农家借宿。
　　少妇说：家里只一人不便。
　　男：求你了大妹子，给猪一头。
　　女：好吧，但家只有一床。
　　男：我也到床上睡，再给猪一头。
　　女：同意。半夜男商女，我到你上面睡，女不肯。
　　男：给猪两头。
　　女允，要求上去不能动。
　　少顷，男忍不住，央求动一下，女不肯。
　　男：动一下给猪两头。
　　女同意。男动了七次停下，女问为何不动？
　　男说：完事了～～～
　　女：……
　　天亮后，男低着头赶2头猪赶集去了......
哈佛导师评论：要结合企业自身规模进行谨慎投资，谨防资金链断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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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信惠悦：中国基金业绩排名呈随机性zz

转自《财经网》
原因是基金管理人员转换率太高，一些基金的股东太重视短期效益

　　【《财经网》综合报道】一项针对股票型投资基金业绩的研究表明，过往业绩优秀，并不表示未来投资回报也高。
　　最近，华信惠悦咨询公司统计研究了中国三年来股票型基金的业绩表现，发现基金的业绩排名并不稳定，几乎呈随机性排列。
　　华信惠悦中国投资咨询部总经理洗懿敏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中国基金管理人员转换率太高，一些基金的股东太重视短期效益，基金的业务模式并不是立足长远。
　　该研究显示，如果按基金总回报对这些基金排序，会发现一年前总回报排在前25%的13只开放型股票型投资基金中，在一年之后，只有近三成的基金排名保持在25%之中，另有约三成的基金的排名则降到了25%到50%之间，甚至还有超过三成的基金降到了最后的25%之列。
　　华信惠悦认为，定量的业绩指标很难区分业绩中的技能和运气的成分，所以选择基金和投资管理人的时候，也要考虑基金的团队人员、业务模式、投研流程等定性的因素。
　　华信惠悦中国投资咨询部经理毛晓佟认为，国外的基金经过多年的发展，对投资周期性和基金本身的业务发展模式认识更深刻，而中国一些基金在设立之初，就对投资回报的时间跨度认识就不一致，所以造成基金后期运作上急功近利，业绩波动较大。■

（《财经》记者 张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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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ZTE中兴

原文点这里。
ZTE
Silent mode
Oct 16th 2008 | SHENZHEN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An emerging Chinese telecoms giant is growing steadily—and stealthily

IN THE last quarter of 2007 there were three new entrants in the top ten list of mobile-phone makers. Most people know two of them—Apple, maker of the iPhone, and Research in Motion (RIM), maker of the BlackBerry—but not the third: ZTE of China. Its worldwide market share went from 0.4% at the start of 2007 to 1.2%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2008, according to Gartner, a consultancy. Last month it sold its 100 millionth phone. Its goal is to become the third-biggest handset-maker, behind Nokia and Samsung (it now lies in seventh place). Yet ZTE is easy to overlook, because of its distinctive business model.

Founded in 1985, ZTE chiefly makes networking gear, rather than phones. With prices for comparable products 25-90% less than those of its Western competitors, ZTE has customers in over 60 countries. As Alcatel-Lucent, Nortel and other established telecoms-equipment makers have suffered, ZTE has thrived. Its revenues and profits increased by more than 50% in 2007. This year growth is also likely to be strong, for two reasons.


Export sales, which account for around two-thirds of revenues, continue to grow as poor countries expand the range and capacity of their mobile-phone networks. On October 13th, for example, ZTE announced a $400m contract to provide equipment for a new network in India. At the same time ZTE (along with its domestic rival, Huawei), will benefit from one of the largest telecoms projects in history: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much-delayed “third generation” (3G) mobile networks.

Behind ZTE’s emergence are the usual factors that have come to be associated with China’s economic rise, with a few twists. ZTE has benefited from the thousands of inexpensive and well-trained engineers coming out of China’s universities, many of whom are deployed at short notice to work on large projects in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difficult places. More fuzzy, but still important, has been ZTE’s ability to use help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arrange cheap financing for its global customers, which often lack capital.


Beyond these broader factors, ZTE has done a good job of understanding how to pursue a low-cost strategy—and there is far more to it than merely producing cheap products. “ZTE is a strong technology company, but of a particular sort,” says James Liang, an analyst with Citigroup. ZTE focuses on making equipment that is cheap, reliable and unobtrusive.

In developed markets, makers of elaborate handsets such as Nokia, RIM and Apple have strong brands and fiercely loyal customers. This is a mixed blessing for network operators: offering a snazzy new handset can help them attract customers, but many users are more loyal to their handset-maker than to their operator. ZTE, by contrast, keeps itself in the background. It supplies handsets on a “white label” basis to operators, which then sell them under their own brands. The name ZTE is nowhere to be seen. In keeping with its roots as a network-equipment supplier, it sees operators, not consumers, as its customers.

ZTE moved into the handset market in 2002, and handsets accounted for 22% of its revenue last year; it expects this figure to reach 50% by 2012. ZTE does make some advanced handsets, but its strength is in combining low cost with a willingness to customise handsets for the operators. For Australia’s Telstra, for example, it produced a “country phone”, with a pull-out antenna, which suits people outside cities who need highly sensitive receivers. Although ZTE supplies phones to big names such as Vodafone and Telefónica, most of its customers ar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where overall handset sales are growing by 16% a year. ZTE’s steady but stealthy rise reflects how much of the growth in telecoms is at the bottom of the economic pyramid.

译文点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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