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能是最大赢家 这个时候，中国可以用外汇储备做很多事，包括到欧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如亚非和拉美，去购置很多战略性资源。 特别是对这次受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打击比较大的国家，中国政府可以向他们提供援助，去买资产或者证券，同时，要像巴菲特那样跟这些国家的政府进行巧妙的谈判，要求它们对中国的商品、对中国的企业进一步开放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实习记者 谢文思 救市，救市！还是救市！ 这是全球经济连续几周内惟一的关键词。当这场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进入一个危急时期，美国和欧洲各国政府开始频频重磅出手，以挽救本国脆弱的银行机构和脆弱的市场信用。动用资金的力度，近乎一个国家大部分的GDP收入。资本主义莫非要走上国有化的社会主义道路了？这背后有什么样的根源？孕育着怎么样的风险？ 当全世界眼巴巴望着中国来充当他们的“救市”主时 ，这对中国是天降大任呢，还是一个可怕的、更大的金融陷阱？在这个内忧外患的时期，面临出口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中国又将如何自救？ “长远地说，这场危机对中国是个好事。”在回答本刊记者提出的这些问题时，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表示了乐观的态度。“如果中国政府处理得好、做出非常有远见的决策的话，中国会是这次金融危机中的最大赢家。” 政府救市， 不是要把民间力量从行业中挤掉 人物周刊：现在，美国、英国等国政府纷纷出手救自己国内银行等金融机构，动用巨额资金。这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新问题？ 陈志武：一定会出新问题。譬如，美国政府的公债约为GDP的71%，西欧国家的公债也都在60%左右。这些国家的政府给银行提供全方面的担保，注资使之成为国有持股银行，银行存在的呆坏账将转变为国家财政赤字，最后有可能转变为国家的财政危机。一旦财政危机出现，政府就没有太多选择了，或者大规模加税，或者牺牲未来的经济建设机会去供养财政赤字和国债。最后，这又反过来决定这些国家的经济到底能不能继续增长，失业率能不能够降低等等这些经济问题，会阻碍这些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只是现在到处都是火，先救火再说。 人物周刊：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重新抬头，金融等产业的国有化趋势，会对欧美发达国家未来的经济体制产生怎样的后果? 陈志武：对美国来说，入股银行、救市只是过渡性的安排。美国历史上也多次这样做过，最近的一次是1984年，当时美国的第7大银行——“大陆伊力诺依银行”（Continental Illinois Bank）在德州等地呆坏账太多，出现潜在的挤兑危机，结果，联邦政府接手其80%的股份；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政府也接管过很多银行，其中规模最大的要数1932年由联邦政府成立的“国家再建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它不仅给处于危机中的金融公司提供贷款，而且花了13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000亿美元）买了近6000家私人银行的股份。 但是，美国的救市或者由国家控股私人企业，有两个特点：其一，只是在危机出现并且其他补救方式都无效时，政府才出面，目的不是要由政府接手并由政府经营企业、银行，不是与民争利，也不是通过政府经营来实现“均贫富”，只是解决危机；其二，一旦危机过去，市场信心恢复并进入正常运行后，美国政府就从那些国家持股的银行、金融机构或企业中淡出，将股份转售给私人或私营企业。这种救市所引起的国家持股，跟当年中国和苏联进行国有化的出发点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由国家把民间力量从行业中挤掉，而是在危机时为民间市场力量提供援助。 我们今天看到美国、欧洲所尽力做的，只是3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重现，没有其他方面的调整。 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不是否定市场经济的理念呢？肯定不是。没有了解人之本性的人会认为这证明计划经济、国有经济是人类的重新选择，我们以前的教训、前苏联的教训都告诉了我们这一点。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没有人会天真到以为今天还能像100年、200年前那样能有一个没有政府影子的绝对自由市场。在传统社会以村、以局部地区为核心的市场中，由于各地市场相互影响小，一地市场出了问题，即使没有政府干预市场，后果再严重也危害不到全社会。现在，不管是一国之内，还是跨越国界，各地区市场都已被整合到一起，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化，金融市场已不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分割市场，而是真正国际化了的市场。在这种时候，如果一个市场因信息过多地不对称而引发信心危机，并全面崩盘的话，它将对整个世界经济和社会形成前所未有的震荡，这涉及到太多的公众利益。 国家在市场中必须承担维护产权和契约权益的责任，必须建立和维护市场所需要的制度架构，此外，当意外市场事件威胁到太多公众利益时，政府有责任出面保护公众利益。相比过去，政府介入恢复信心的必要性确实高了很多。 当然，如果政府干预救市，会带来很大的道德风险，这也是代价，也会很大。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社会里政府的作用和角色大了很多，但权力增加很多的同时，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必要性也大大增加，因此，就出现了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这些同步发展不是偶然的。我们必须看到，在关键时候，政府不救市会有很大社会成本，但救市有好处、也有道德风险，两害相权究竟谁重、谁轻？由谁来判断？做出判断的人是否公正客观？是否有可靠的制度架构保证其公正客观？所以，政府可以在市场关键时候起重要作用，但是必须在问责架构下干预市场。 为何亚洲不能靠本国内需发展？ 人物周刊：这次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波对亚洲有多大影响？亚洲最大的受害者是谁？中、印等新兴市场国家呢？对那些实行开放式金融市场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呢？ 陈志武：这次金融风暴对亚洲地区的金融体系总体影响有限，只有少数银行受到冲击，包括日本受到的直接影响到目前还有限，香港金融市场是受影响最大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亚洲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是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银行之外的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都不发达，像企业债券、金融公司发行的债券，不管是在香港地区还是在日本，在中国还是在新加坡，都不是很发达。企业融资仍然以银行贷款为主，再就是股市。 正因为如此，不管是亚洲商业银行还是其他金融机构，总体上很难获得很高的借贷杠杆率，其金融交易结构也很简单，金融交易复杂度非常有限。比如，中国的银行业收入近90%是靠放、存款的利息差而得到，说明它们还基本停留在传统的银行存贷业务上。 人物周刊：这些年来，亚洲的新兴市场国家一直在努力纳入全球金融市场。这次危机的发生，是不是使得“金融开放”再次成为一个值得怀疑的命题？ 陈志武：我不这么认为。首先，为什么亚洲国家都只能够以制造业为主并且都靠出口市场，而不是靠本国的内需发展？这和金融行业不发达关系非常大。到目前为止，虽然日本、韩国的制造业上非常出色，但在制造业带动经济增长之后，都没能实现从生产带动型到消费带动型经济模式的转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的金融体系都是以相对传统的银行业为主体，而不是更广泛地涉及到个人消费借贷、个人住房借贷、企业借贷的债券市场，融资能力和金融交易的深度都没有上升到足够高的层面。 其结果之一是亚洲国家普遍储蓄率很高。个人和企业无法通过不同的金融交易把未来的不确定性、把未来的风险规避好，因此，个人、家庭和企业无法放心大胆地消费，而是更想到储蓄。 在金融市场、各种债券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是依赖非常高的储蓄率从事制造业，为西方发达国家提供大量便宜的制造品和消费品，而自己本国的消费难以上去，这种靠出口、靠制造、靠生产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是亚洲最普遍的模式。 如果要降低对出口的依赖度，就必须鼓励金融创新，包括金融开放。 这次金融危机 给中国下一波发展送了一份大礼 人物周刊：目前的“全球救市”会对中国近一两年的经济有多大的直接益处？ 陈志武：最直接的好处是，使这些国家接下来的经济不会变成大萧条。所以，尽管下面两年，我国的出口增长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因为各个国家政府联合起来救市，就使得中国出口市场的增长速度不至于出现急刹车，这当然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支持。 人物周刊：中国该充当怎样一个角色呢？有人认为，我们和美国是拴在一起的蚂蚱，如果美国国债大跌，对持有大量美国国债的中国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我们要伸出援手，譬如买入更多美国国债。 陈志武：很多人对这个问题存在误解。在中国的2万亿左右外汇储备中，6000亿美元为美国政府的各种国债，4000亿美元左右为“两房”的住房按揭贷款债券。在美国政府接手“两房”后，实际上，这些住房按揭贷款债券中相当多的都已经变成了跟政府公债信用度同样高的债券。在过去三周里，美国政府的公债和那些有政府直接担保的按揭贷款债券普遍都在升值。因为在股市以及其他证券市场出现危机后，投资者都把政府公债看作避风港，把钱从股市等转投政府公债市场，结果，美国政府公债价格不断往上升，以至于三个月到期的、五六个月到期的公债利息几乎等于零。 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很多媒体担忧的问题并不存在，中国投入美国政府公债的外汇储备总体上没有受到损失，反而还升值了不少。相比之下，如果外汇管理局从今年初把外汇储备放到黄金、石油或者其他金属和资源上面，那么，这几个月就亏惨了，损失会很多，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都跌了一半以上。 当然，美国政府接下来财政赤字肯定会增加很多，要增发很多新的公债，这些债券的价格几乎很难避免往下跌的趋势。在这个时候，中国应该做一些外汇资产组合，从美国政府公债里面撤出一些钱，去买些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企业股权，现在很多公司的股票价格跌得很惨，有巨大的长久投资价值。另一方面，可以去买些石油等大宗商品资源和矿产资源，这个时候价格非常合算，机会难得。 人物周刊：可是中国的金融机构现在谨慎多了。中国的主权投资基金在海外做的投资很失败，中投就亏了不少。如果要“抄底”，我们需要特别警惕什么？ 陈志武：我们看看巴菲特，他现在趁这个机会去买高盛、GE的股份，不仅价格低，而且还能提这个条件、那个条件。他的技巧就是——等你最需要钱的危急时刻去找他时，他能很快给你钱，但是给你的条件也非常苛刻，必须按他的要求来签约。 在这个时候，中国可以用外汇储备做很多事，包括到欧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如亚非和拉美，去购置很多战略性资源。特别是对这次受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打击比较大的国家，中国政府可以向他们提供援助，去买资产或者证券，同时，要像巴菲特那样跟这些国家的政府进行巧妙的谈判，要求它们对中国的商品、对中国的企业进一步开放。 中国金融行业的朋友抱怨了好多年，说美国没有给中国的银行和金融企业同等待遇。但是，现在美国需要中国的外汇储备支持。在这个时候，应该进行谈判，提出新的条件，至少要求美国的能源行业和金融行业对中国企业进一步做实质性的开放。中国在这个时候不应该把外汇储备只做简单意义上的财务投资，而应该同时要求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商品、资本、资源有更多的让步。 人物周刊：依您的分析，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而言，其实是个绝好的机会？ 陈志武：我觉得，如果中国政府处理得好、做出非常有远见的决策的话，从长远看，中国会是这次金融危机中的最大赢家。今年上半年以及前几年，大家都抓破脑袋担忧——中国以后的能源需求怎么办？进一步发展的资源需求怎么办？这次金融危机把各种大宗商品和资源的价格都往下拉了很多，跌了一多半，这就等于给中国下一波发展送了一份大礼，如果没有这次金融危机的话，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怎么会降得这么快、幅度这么大？ 所以说，尽管中国的出口行业接下来的两年里可能受到非常大的冲击，整个经济也会因此受打击，但是，总体上，第一，大宗商品和资源性商品价格下降，把中国接下来的经济增长成本砍掉了很多；第二，从长远来说，因为全球经济的衰退，使得中国在经济增长模式上必须从出口依赖型转为内需驱动型，由国内消费来带动未来的经济增长。这次全球的经济衰退在未来两年肯定会给中国的改革带来新的压力。 从长远看，这种迫使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压力不是坏事，如果没有压力，就可能没有根本的变革。如果政府能做出一系列关键性改革，两三年后，中国经济的内在结构可以得到一些良性调整。 中国经济模式不得不改变了 人物周刊：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着出口下降、股市大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问题。我们该怎么救自己的这个“市”？ 陈志武：过去，常采用的刺激经济的做法都是由政府在基础设施和大工业项目上面做更多的投入，用这种方式刺激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是，现在中国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工业产能已经严重过剩，再把很多钱砸到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上，是得不偿失的。 中国今年上半年财政赢余有12000亿，还有那么多国有企业利润，这么大的国有资产升值，特别是这么多国有土地出让金，相当一部分都应该送给或者是退回给老百姓，特别是以各种方式补贴中低等收入者的医疗开支、教育开支和基本生活开支，这样，中国的GDP增长在明年、后年全球经济衰退的困境之下，也能持续下去。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讲，推出土地使用权的流通等等这些改革是非常好的，中国经济接下来应对全球经济衰退的能力也会因为这项改革提升很多。同时，如果能够把剩下的国有资产通过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发给13亿老百姓，那更加能够使得中国的经济从现在的这种出口导向型转移到内需驱动型的轨道上。 人物周刊：刺激内需从来就是中国经济的难题。在如今的形势下，中国的老百姓更不敢消费了。 陈志武：这个问题应该从相对的角度看。现在，老百姓的收入只占中国整个社会收入的一小部分，包括财产性收入在内的更多收入都到了国家手里，而财政税收又在高速增长。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老百姓当然会觉得手头的钱不够。再想到未来的医疗、养老和意外事件的保障时，大家当然不敢花钱，消费意向肯定很低。 的确，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坏，老百姓更不敢消费了。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能增加1000块或1万块钱的收入，那么新增加的收入愿意被花掉的百分比跟之前的收入比，会更高一点。所以，政府如果能给企业和个人减税，同时拿一部分财政收入和国企利润送给中低等收入家庭，给作为全民所有制下的老百姓所有者分红，这样的“雪中送炭”效果会很明显，会带动民间消费增长，既帮助中国经济从下行中走出来，又能促进增长模式转型。 人物周刊：涉及到土地改革，难度就更大，之前人们议论纷纷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最后对土地改革的决议并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 陈志武：最大的挑战是来自意识形态，来自这类根深蒂固的障碍。这些意识形态不是依据真正的科学方法，不是依据历史事实和其他国家的经历。最简单地说，全世界范围内，有哪一个富有的国家是通过土地公有富起来的？有哪个内需旺盛的国家是以土地公有、以国有经济为基础的？ 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的外贸出口非常成功，使许多制造品的全球市场份额提升很多，以至于很难再增长了。现在这种WTO红利快用完了，在全球制造品市场上，中国的市场份额会越来越难以持续上升。本来，这种靠出口带动增长的模式到去年差不多已经到头了，恰恰这个时候又碰上金融危机，全球消费需求会全面下跌。所有因素纠结到一起，我国的经济模式已经到不得不改变的时刻了。 人物周刊：转型通常异常艰难，您对此如何保持乐观？ 陈志武：某种意义上我还是比较乐观，这次十七届三中全会尽管最后出来的土地使用权改革版本也许和大家期望的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这是积极的。这让我们看到，中国决策层是很务实的。只要有什么改革举措能让中国经济继续增长10年、20年，我相信关键的决策者最终会做出那种改革选择。 过去30年里，中国的决策者总体上非常务实，我相信改革还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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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6
陈志武：金融海啸中国可能是最大赢家
2008/11/14
中国发改委：中国经济受到危机严重冲击
这显示，近期公布的不佳的经济数据使得官方确认，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官方早前的预期。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穆虹周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并加速向实体经济蔓延，中国经济也受到严重冲击，一些主要经济指标下行趋势明显。
穆虹表示，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的不利影响，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和出现大的波动，最近中国官方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重大调整。
他重申，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努力稳定出口的同时，出台更加有力的措施扩大国内需求。包括在今年第四季度新增人民币1,000亿元中央投资，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加快灾后重建各项工作；从明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设备投资；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努力扩大消费，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他强调，扩大内需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穆虹称，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中国经济下滑趋势越来越明显，特别是9月份以后。而面对当前国内外的严峻形势，能不能有效地防止经济增速下滑、防止出现大的波动，是对政府的一个“严峻的挑战”。
他表示，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会对中国的生产力造成严重的破坏，恢复工作也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不利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他指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依然强劲，消费和投资的增长潜力巨大。由于美国和欧洲对全球经济的推动力逐渐停顿，希望中国较高的国内需求可能有助于刺激全球经济。但是，虽然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令人鼓舞，但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消费者还有过几年才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他同时强调，年底前新增人民币1,000亿元的中央投资中不能用于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而主要用于民生领域、基础设施，工业领域安排投资很少。
中国国务院上周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当前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2010年前投资人民币4万亿元用于扩大内需。
今年年底前，中国中央政府将投资人民币1,000亿元用于项目建设，提前安排灾后重建基金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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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06
洛克菲勒给儿子的信(2):运气靠策划
第二封：运气靠策划
◆格言：每个人都是他自己命运的设计者和建筑师。 我不靠天赐的运气活着，但我靠策划运气发达。 等待运气的时候，要知道如何引导运气；设计运气，就是设计人生。
(He who marches in rank and file has already eared my contempt.He has been given a large brain by mistake，since for him the spinal cord would suffice.)
January20，1900
亲爱的约翰：
有些人注定要成为令人眩目的王者或伟人，因为他们非凡的才能，譬如，老麦考密克先生，他长着一颗能制造运气的脑袋，知道如何将收割机变成收割钞票的镰刀。
在我眼里，老麦考密克永远是位野心勃勃且具商业才能的实业巨子，他用收割机解放了美国农民，同时也把自己送入全美最富有者的行列。法国人似乎更喜欢他，盛赞他为“对世界最有贡献的人”。哦，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这位原本只能做个普通农具商的商界奇才，说过的一句深奥的名言：“运气是设计的残余物质。”
这句话听起来的确让人颇费脑筋，它是指运气是策划和策略的结果？还是指运气是策划之后剩余的东西呢？我的经验告诉我，这两种意义都存在，换句话说，我们创造自己的运气，我们任何行动都不可能把运气完全消除，运气是策划过程中难以摆脱的福音。
麦考密克洞悉了运气的真谛，打开了运气过来的大门。所以，我对麦考密克收割机能行销全球，成为日不落产品，丝毫不感到奇怪。
然而，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很难找到像麦考密克先生那样善于策划运气的人，也很难找到不相信运气的人，和不误解运气的人。
在凡夫俗子眼里，运气永远是与生俱来的，只要发现有人在职务上得升迁、在商海中势如破竹，或在某一领域取得成功，他们就会很随便、甚至用轻蔑的口气说：“这个人的运气真好，是好运帮了他！”这种人永远不能窥见一个让自己赖以成功的伟大真理：每个人都是他自己命运的设计师和建筑师。
我承认，就像人不能没有金钱一样，人不能没有运气。但是，要想有所作为就不能等待运气光顾。我的信条是：我不靠天赐的运气活着，但我靠策划运气发达。我相信好的计划会左右运气，甚至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成功地影响运气。我在石油界实施的变竞争为合作的计划恰恰验证了这一点。
在那项计划开始前，炼油商们各自为战，利欲熏心，结果引发了毁灭性的竞争。这种竞争对消费者来说当然是个福音，但油价下跌对炼油商却是个灾难。那时候绝大多数炼油商做的都是亏本生意，正一个一个滑入破产的泥潭。
我很清楚，要想重新有利可图并将钱永远地赚下去，就必须驯服这个行业，让大家理性行事。我把它视为一种责任，然而这很难做到，这需要一个计划——一个将所有炼油业务置于我麾下的计划。
约翰，要在获取利益的猎场上成为好猎手，你需要勤于思考、做事小心，能够看到事物中一切可能存在的危险和机遇，同时又要像一个棋手那样研究所有可能危及你霸主地位的各种战略。我彻底研究了形势并评估了自己的力量，决定将大本营科利佛兰作为我发动统治石油工业战争的第一战场，待征服在那里的二十几家竞争对手之后，再迅速行动，开辟第二战场，直至将那些对手全部征服，建立石油业和新秩序。
就像战场上的指挥官，选择攻击什么样的目标，要首先知道选择什么样的火器才最奏效一样，要想成功实现将石油业统一到我麾下的计划，需要一个彻底解决问题的手段，那就是钱，我需要大量的钱去买下那些制造生产过剩的炼油厂。但我手头上的那点资金不足以实现我的计划，所以我决定组建股份公司，把行业外的投资者拉进来。很快我们以百万资产在俄亥俄注册成立了标准石油公司，第二年资本大幅扩张了三倍半。但何时动手却是个学问。
富有远见的商人总善于从每次灾难中寻找机会，我就是这样做的。在我们开始征服之旅前，石油业一片混乱，一天比一天没有希望，科利佛兰百分之九十的炼油商已经快被日益剧烈的竞争压垮发，如果不把厂子卖掉，他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走向灭亡。这是收购对手的最好时机。
在此时采取收购行动，似乎不太道德，但这的确与良知无关。企业就如战场，战略目标的意义就是要造成对己方最有利的状态。出于战略上考虑，我选择的第一个征服目标不是不堪一击的小公司，而是最强劲的对手克拉克-佩恩公司。这家公司在科利佛兰很在名望，且野心勃勃，想要吃掉我的明星炼油厂。
但在对手决定之前，我总要先下手为强。我主动约见克拉克-佩恩公司最大的股东，我中学时代的老朋友，奥利弗·佩恩先生，我告诉他，石油业混乱、低迷的时代该结束了，为保护无数家庭赖以生存的这个行业，我要建立一个庞大、高绩效的石油公司，并欢迎他入伙。我的计划打动了佩恩，最后他们同意以40万元的价格出售公司。
我知道克拉克-佩恩公司根本不值这个价钱，但我没有拒绝他们，吃掉克拉克-佩恩公司就意味着我将取得世界最大炼油商的地位，将为迅速把科利佛兰的炼油商捏合在一起充当强力先锋。
这一招果然十分奏效。在以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有二十二家竞争对手归于标准石油公司的麾下，并最终让我成为了那场收购战的大赢家。而这又给我势不可挡的动力，在此后三年时间里，我连续征服了费城、匹兹堡、巴尔的摩的炼油商，成为了全美炼油业的惟一主人。
今天想来，我真是幸运，如果当时我只感叹自己时运不济，随波逐流，我或许早已被征服掉了。但我策划出了我的运气。
世界上什么事都可以发生，就是不会发生不劳而获的事，那些随波逐流、墨守成规的人，我不屑一顾。他们的大脑被错误的思想所盘踞，以为能全身而退就值得沾沾自喜。
约翰，要想让我们的好运连连，我们必须要精心策划运气，而策划运气，需要好的计划，好的计划一定是好的设计，好的设计一定能够发挥作用。你需要知道，在构思好的设计时，要首先考虑两个基本的先决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知道自己的目标，譬如你要做什么，甚至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第二个条件是知道自己拥有什么资源，譬如地位、金钱、人际关系，乃至能力。
这两个基本条件的顺序并非绝对不能改变，你可能先有一个构想、一个目标，才开始寻找适于这些资源的目标。还可以把它们混合一处，形成第三和第四种方法，例如拥有某种目标和某种资源，为实现目标，你必须选择性地创造一些资源，也可能拥有一些资源和某个目标，你必须根据这些资源，提高或降低目标。
你根据资源调整目标或根据目标调整资源之后，就有了一个基础——可以据以构思设计的结构，剩下的东西就是用手段与时间去填充，和等待运气的来临了。
你需要记住，我的儿子，设计运气，就是设计人生。所以在你等待运气的时候，你要知道如何引导运气。试试看吧。
爱你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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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给儿子的信(1):起点不决定终点
第一封：起点不决定终点
◆格言：我们的命运由我们的行动决定，而绝非完全由我们的出身决定。享有特权而无力量的人是废物，受过教育而无影响的人是一堆一文不值的垃圾。
(Men of privilege without power are waste-material.Men of enlightenment without influence ate the poorest kind of rubbish.)
july 20，1897
亲爱的约翰：
你希望我能永远同你一起出航，这听起来很不错，但我不是你永远的船长.上帝为我们创造双脚，是要让我们靠自己的双脚走路。
也许你尚未做好独自前行的准备，但你需要知道，我所置身的那个充满挑战与神奇的商业世界，是你新生活的出发地，你将从那里开始参加你不曾享用而又关乎你未来的人生盛宴。至于你如何使用摆放在你生命面前的刀叉，和如何品味命运天使奉上的每一道菜肴，那完全要靠你自己。
当然，我期望你在不远的将来就能卓尔不群，并胜我一筹。而我决定将你留在我身边，无非是想把你带到你事业生涯的高起点，让你无须艰难攀爬便可享有迅速腾达的机会。
这当然没有什么值得你庆幸和炫耀的，更无须你感激。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信念是人人生而平等，但这种平等是权利与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与经济和文化优势无关。想想看，我们这个世界就如同一座高山，当你的父母生活在山顶上时，注定你不会生活在山脚下；当你的父母生活在山脚下时，注定你不会生活在山顶上。在多数情况下，父母的位置决定了孩子的人生起点。
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起点不同，其人生结果也不同。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穷、富世袭之说，也永远没有成、败世袭之说，有的只是我奋斗我成功的真理。我坚信，我们的命运由我们的行动决定，而绝非完全由我们的出身决定。
就像你所知道的那样，在我小的时候，家境十分贫寒，记得我刚上中学时所用的书本都是好心的邻居为我买的，我的人生开始时也只是一个周薪只有5元钱的簿记员，但经由不懈的奋斗我却建立了一个令人艳羡的石油王国。在他人眼里这似乎是个传奇，我却认为这是对我持之以恒、积极奋斗的回报，是命运之神对我艰苦付出的奖赏。
约翰，机会永远都会不平等，但结果却可能平等。在历史上，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在商界，尤其在商界，白手起家的事例俯拾皆是，他们都曾因贫穷而少有机会，他们却都因奋斗而功成名就。然而，历史上也充斥着富家子弟拥有所有优势，却走向失败的事例。麻州的一项统计数字说，十七个有钱人的孩子里面，竟然没有一个在离开这个世界时还是富翁。
而在很久以前，社会上便流传着一个讽刺富家子弟无能的故事，说在费城的一个小酒吧里，一位客人谈起某位百万富翁，说：“他是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是啊，”旁边一位比较精明的先生回答说，：“他继承了两千万，然后他把这笔钱变成了一百万。”
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故事。但在我们今天这年社会，富家子弟正处在一种不进则退的窘境之中，他们中的很多人注定要受人同情和怜悯，甚至要下地狱。
家族的荣耀与成功的历史，不能保证其子孙后代的未来将会美好。我承认早期的优势的确大有帮助，但它不能保证最后会赢得胜利。我曾不止一次地思考这个对富家子弟而言带有悲哀性的问题，我似乎觉得，富家子弟开始承担了优势，却很少有机会去学习和发展生存所需要的技巧。而出身低贱的人因迫切需要解救自身，便会积极发挥创意和能力，且珍视和抢占各种机会。我还观察到，富家子弟缺乏贫贱之人的那种要拯救自己的野心，也只得祈祷上帝赐予他成就了。
所以，在你和你的姐姐们很小的时候，我就有意识地不让你们知道你们的父亲是个富人，我向你们灌输最多的是诸如节俭、个人奋斗等价值观念，因为我知道给人带来伤害最快捷的途径就是给钱，它可以让人腐化堕落、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失去最美好的快乐。我不能用财富埋葬我心爱的孩子，愚蠢地让你们成为不思进取、只知依赖父母的果实的无能者。
一个真正快乐的人，是能够享受他的创造的人。那些像海绵一样，只取不予的人，只会失去快乐。
我相信没有不渴望过上快乐、高贵生活的人，但真正懂得高贵快乐生活从何而来的人却不多。在我看来，高贵快乐的生活，不是来自高贵的血统，也不是来自高贵的生活方式，而是来自高贵的品格——自立精神，看看那些赢得世人尊重、处处施展魅力的高贵的人，我们就知道自立的可贵。
约翰，你的每一个举动都会成为我挂念。但与这种挂念相比，我更对你充满信心，相信你优异的品格——比世界上任何财富都更有价值的品格，将帮助你铺设出一条美好的前程，并将助你拥有成功而又充实的人生。
但你需要强化这样的信念：起点可能影响结果，但不会决定结果。能力、态度、性格、抱负、手段、经验和运气之类的因素，在人生和商业世界里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你的人生刚刚开始，但一场人生之战就在你面前。我能深切地感觉到你想成为这场战争的胜者，但你要知道，每个人都有追求胜利的意志，只有决心做好准备的人才会赢得胜利。
我的儿子，享有特权而无力量的人是废物，受过教育而无影响的人是一堆一文不值的垃圾。找到自己的路，上帝就会帮你！
爱你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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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04
陈志武：印度比中国强在哪里？
2006年的文章，原文在这里。 陈志武/财经时报 中印比较的结论下得太早 可是，比较两国的发展势头，不能简单着眼于当前的经济增长率。举例来说，美国上世纪30年代左右开始经济大萧条，西方社会在上世纪30年代普遍出现经济危机，而苏联的经济从30年代初到50年代一直保持高速增长，GDP增速比中国现在的增长速度还要高。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普遍得出一个结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状况，比信奉自由市场的西方国家好得多，于是从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很多国家，尤其是拉美、非洲、亚洲、东欧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普遍都采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模式。 这段历史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对当前的中国和印度进行比较的时候，不能简单地将两国过去十几年或者二十几年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比较后就轻易得出结论，说印度的自由民主、法治、私有财产权好像反而不能让印度快速发展，而中国在不是代议制政府、法治不健全、新闻媒体信息流通不自由等情况下，经济却增长很快。 最近一两年的迹象进一步表明，某些关于中印比较的结论下得太早了，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尤其从金融发展对社会、经济影响的角度来看，印度内在的经济增长潜力比中国大的多。 中国前些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众多廉价劳动力，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制造业和其他相关行业的服务，生产鞋、服装、玩具、家用电器等。从国外转移到中国来的生产技术含量并不高，即使是电脑生产，表面看来高科技的含量很高，但这些技术实际上已经非常标准化，成为简单的生产内容，利润率也并不高。 当然，这些年通过改革开放，的确使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含量上升到了一个新台阶，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也上升到新的高度。这些转变为中国经济增长走出以简单的制造业来创造工作机会、增加收入的模式，创造了越来越好的条件和基础。 但是相比之下，如果中国不在契约执行架构、信息提供架构、权力制衡架构等方面做更进一步调整，如果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没有实质性进展，产权制度继续保留目前的公有制为主导，不从公有制转变到私有制，如果仍然不能为市场交易提供更可靠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那么中国要在经济增加值、利润率更高的服务业、第三产业上要超过印度，那是非常难的事。 我曾多次撰文讲述这样一个观点，服务业跟制造业不一样，服务业交易的内容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制造业的各个环节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若市场上交易的内容是看得见的商品比如衣服、鞋类，这种市场的发展对于法制架构和信息架构的要求相对来说可以很低。但是若要去发展更高端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证券业，没有相应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是不行的，因为如果法治不可靠，老百姓所能掌握的信息很少，即使信息足够多也非常不可靠，那么人们从事这种高端服务业交易的风险太大，人们的交易意愿自然会下降。金融业发展的核心是提高资产的流动性， 进而提高其使用效率， 提高其价值， 包括劳动力资产的价值， 制度差别的长远价值即在此。 印度的金融体系为创业者提供更多机会 我最近去香港汇丰银行考察，见面那天汇丰银行刚刚公布上一年的财务状况，上一年总运营收入大概是772亿港币，其中1/4来自香港，也就是说其中200亿港币来自香港市场。香港人口才600万，200多亿港币除以600万，平均每个人为汇丰银行提供的收入达3000多港币。这说明香港的金融化程度是多么高。当然，这只是汇丰一家的情况，其它银行与金融公司还不在内。香港是中国和亚太地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金融市场，包括汇丰银行在内的很多的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实际上不只是针对香港本地人，它们同时也为很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等亚太各地区的客户服务。 通过举这个例子，我想说明的是，香港很小，但它的金融化程度特别高，因此，香港有非常强的能力去配置和调动资源。金融证券业发展最大的作用是把所有不能直接流通的死的资产，包括人力资本、房地产、土地以及未来的收入流等等，通过金融票据化的发展变成活的资产，主要形式就是进行货币化或者证券化，这样一来资源配置的增值效率就能达到人类社会此前从来达不到的高度。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每个人可以为汇丰银行贡献3000多港币的利润，这就是高度金融化所带来的奇迹。 当前，印度经济的金融证券化程度无法和香港比，但我们至少可以将印度和中国做一个比较。印度的股票市场上所有上市公司的流通市值是其GDP的80％，而中国的流通股市值不到GDP的10％，也就是说，印度资产和财产的股票化、证券化的程度是中国的8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印度通过民间的和证券市场的金融证券化，使得印度配置和调动资源、利用现有资产和财富发展经济的能力比中国强很多。 具体来说，印度的银行体系中有27家政府银行，25家私人银行，46家外资银行，有47000个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基本上都是私营的。此外，还有差不多100多家商业银行，其中75％都是外资的或私营的银行。这种情况下，印度为创业者和企业所能够提供的融资手段和渠道以及融资额，就比中国多很多。 印度银行的商业贷款中，有35％贷给国有企业，其他65％都是贷给私人、家庭和私营企业，银行资产占GDP的比率为70％；相比之下，中国银行贷款方向刚好颠倒过来，70％贷给国有企业，30％贷给私人。此外，中印呆坏帐的比率不一样。从贷款去向来讲，正因为印度的银行体系和整个非银行金融体系包括资本市场的私有化程度或者民营化的程度远远比中国高得多，所以他们的贷款往往流向那些能带来更高回报的私有企业、呆坏帐比率比较低的私有企业，而不是像中国这样不断将资金送往国有企业。 印度的私有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私有化的程度，使印度经济能够为创业者提供比中国高得多的发展资金，印度年轻人自己创业的机会，比中国年轻人好得多。印度有47000个非金融机构，这足以为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和中年创业者的事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而在中国金融体系由国家垄断的情况下，100个年轻人里面可能有99个只有打工的份，只能从事制造业或者简单的研究或者其他行业的工资人，而不能变成创业者，即使是孙大午这样的能人，融资也非常艰辛，逼着人们只能打工， 没能创业…… 中印两国的财富效应很不一样。金融化、证券化的程度越高的社会，越能够提供条件让大家更好地配置资源、创造财富，尤其是从事更高经济增加值的生意的机会和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那么，为什么印度的金融证券行业比中国更发达得多呢？这涉及到我原来谈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根本上来说，金融证券整个行业平时的交易都是票据交易、契约交易，如果没有可靠的、独立的第三方也即政府来提供契约执行的架构，也没有作为独立第三方的媒体来提供充分的可靠信息，那么诚信环境就无法建立起来，以金融票据和金融契约交易为核心的金融证券业就不容易发展起来。 大家都在讲诚信。我认为对诚信的要求不能只是一个口号，一个愿望，而应该具体落实到提供契约执行的架构，保证行骗者不会在没有任何惩罚的情况之下就轻而易举地逃脱责任。另一方面，如果新闻媒体等等媒介所能够提供的信息量以及所提供信息的准确度都能提升，那么金融证券市场上人们受骗的可能性就可以大大缩小，从而使更多的投资者和金融从业者以及需要金融证券服务的人，愿意加入这些行业从事市场交易，这样金融市场、证券市场才有可能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如果没有这些制度架构的支持，在中国目前的制度架构之下，很难让金融证券业健康和繁荣地发展起来。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相对于印度的比较竞争优势也就很难产生。 全球资本在流向印度 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环境之下，竞争已经远远不只是简单的劳动力竞争。全世界共有60亿人口，60亿双手，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简单劳动力的供给量几近于无限，简单一双手的边际价值非常低，几乎等于零，因此，简单劳动力的价格自然就没那么高了。 在这种情况下，资源上的竞争也没有太大意义，人们可以通过很便宜的轮船运输把资源从一处运到另一处。因此，今天世界的竞争主要就是制度竞争，看哪个国家更能够为金融证券交易双方提供更好的契约执行架构和信息架构。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在这两方面做得更好，就可以更多地从事那些经济附加值更高的工作，经济增长质量就可以更好。 过去的几个月，我在纽约等不同地方了解了美国一些投资者的取向。近来，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基金会和机构投资者对印度投资的热情普遍高于对中国的投资热情，比如卡耐基基金会。就我了解，卡耐基基金会投资委员会所递交的任何一个要投资印度的项目，百分之百都会被轻松批准，大家一致认为印度拥有民主、法治、新闻自由等各方面的制度保证，他们对印度的经济增长一点也不担心。然而，卡耐基基金会投资委员会递交的投资到中国的项目，十个中有八、九个都会被打回来。 不仅卡耐基基金会这样，其他很多基金会也都是如此。去年，印度股市长了百分之五十几，前年涨得更多。很多基金的钱已经转向印度的股票市场、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里昂证券本来非常关注中国，但现在它的相当一部分注意力转移到印度去了，他们无法把注意力大量集中在中国，因为在中国证券业赚不到钱。中国市场上的投资机会很受限制，股市被政府严加管制，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股市实际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更多时候是一种行政安排，是行政计划场所而不是市场交易场所，这种情况下，国际资金的流向、投资意向偏好从中国转向印度是必然的。现在国内对这个趋势的反应还迟钝，等中国反应过来时已经太晚了。 事实上很多机构现在并不放心也不太愿意把更多的钱投在中国，他们更愿意把钱投在印度，但短期内没有办法，因此，暂时还是只能投资在中国，毕竟目前中国的劳动力以及基础设施方面相对印度尚存在优势。我在和纽约投资机构的接触中已经很明显地感觉到这种投资意向的变化，中国必须及早了解这种投资意向的变化，这是非常重要的、有远见和预测作用的指标。 中国应该强化激励机制 中国表面看来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地方官员和高层官员把大量精力放在形象工程上。但我们不能只陶醉于这种表面的东西。印度与中国在进行一场龟兔赛跑，事实上，它正在紧步追赶。中国如果继续把钱大量投入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忽略看不见摸不着的制度建设这种软的东西，是很危险的。 当然，不管怎样，中国现在至少可以直接同印度等其他国家比较、竞争，这本身也是很有促进作用的，长此以往，将迫使中国在制度等软的方面进一步改革，使软的制度架构能够像印度和美国那样更有利于市场交易，让人们在更可靠的契约执行架构、交易执行架构之下，勇于进行市场交易。希望中国政府更加大胆地去做出一些制度调整。在诚信缺乏、法制不可靠、信息不畅通而且即使有信息，其内容也不那么可靠的环境之下，任何看不见摸不着的非实物的东西，都不容易在这个社会里有太大的发展前景。 文化产业是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按理说，中国有13亿人口，它的娱乐、文化市场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但事实上，不管是电视剧、电影还是文化创作，都被中宣部以及其他文化部门严加管制。有意思的是，很多文化界的人士呼吁把儒学变成儒教，然后进一步变成国教，要发扬光大中国的文化传统。我个人认为，在现代社会、交通工具和市场范围都发达到当今这个程度的情况之下，恢复这些传统的文化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即使恢复传统文化能解决问题，我认为人们需要看清楚的是，究竟是什么东西妨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在中国自己的娱乐行业、文化创作行业、影视业都受到压制的情况下，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在娱乐和文化消费上除了好莱坞和韩国就没有别的选择，出现这种现象，不能怪社会成员，因为人们别无选择。现有各家国内电视台的内容大同小异，即使再多添几个电视台又能怎样？就像是又多了几栋外表漂亮的大楼，一进去看就知道，里面的管理一塌糊涂。 因此，对于任何一个领域来说，没有竞争、没有激励机制、没有创作自由，就没有创造力。现在强调自主创新，要把中国变成创新型国家，但是，如果在产权制度上仍然不能做到从国有制改为全面的私有制，中国根本不可能变成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国家只能是一个梦想、一个口号。事实上中国有很多一流的工程师、一流的科学家，同时也有很多的资金，因为在国家垄断银行体系金融体系的情况下，国有项目要资金是不成问题的。但为什么中国的科技就是发展不起来？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没有激励机制，没有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激励机制。 文化领域也是这样。只要所有电视台都是国有的、出版社都是国有的，其他的媒体都直接间接属于国有，没有对于个人的创业激励，那么个人的创新动力自然也不会有。在没有可观的经济回报的情况之下，让人去挖空心思日日夜夜进行创造，这只能是梦想。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国内最可能在纽约或香港上市的行业，就是创新创业最活跃的行业，如分众、携程等等。这个现象为中国的学者和政府部门官员提供了非常明显的启示，它说明，如果中国的投资还不对民营企业开放的话，那么整个中国经济要继续依靠外资、外贸去拉动；如果真的要把中国转变成创新型国家，若不让股市和私有制这两个根本性的动力发挥作用，而光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没什么用的。 中国历史上创意最强的时期，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各个诸侯国互相之间进行激烈竞争，孔子管子等都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但是这种繁荣景象在秦始皇统一之后就不复存在。二是19世纪末期，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上海租界，文艺创作有一段繁荣的时光。在1911年到1928年的17年间，中国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那段时期可谓是中国文艺创作和其他方面的发展和创新最有活力的时候，这种历史对于理解中国的自主创新出路很有启示。 事实上，我认为，中国目前已有的一些创新动力，还得感谢美国和香港等自由世界资本市场所提供的拉动力。如果没有这些世界市场提供的拉动力，仅靠中国自己来激发这些创新激情，中国的经济可能难有现在这样的成就。 注：作者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作者感谢周年洋给本文的鼓励和建议，在此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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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03
陈志武：中国的钱为什么这么多？
原文点这里。 陈志武 /文 《证券市场周刊》2007年4月16日 在不久前的一次交谈中，《纽约时报》驻上海的记者说到，中国今天似乎充满互相矛盾的现象，让人难以理出头绪。一方面腐败这么严重，许多钱被贪污浪费，或者以形象工程烧钱，或者通过国有银行继续向那些不断亏损的国企输血；可是，另一方面，在上海、浙江、江苏、北京等许多地方，在空气中你能处处感受到那种日夜不熄的创业干劲，谁都在谈生意、做投资赚钱，而且，现在中国人的钱的确很多，买房有钱，投资有钱，到境外旅游有钱，买奢侈品、买高档车有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这种增长到底能持续多久？为什么在市场制度、法治秩序还欠缺的中国，其经济仍然能持续增长这么多年？ 这位朋友做记者许多年，在中国已两年有余，碰到、看到、听到的事当然很多，但中国的事让他对这个社会、对今天的世界一天比一天更着迷，中国为什么在庞大行政机器压制下还这么有活力？ 谈到这里，我说，中国这些年的经历可以从许多方面去理解，但，如果简单点讲，就是给老百姓以买卖自由、选择自由。过去28年的改革开放大致可分成两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至1990年代中期，其核心是给老百姓选择生产什么、到哪里卖、如何卖的自由，包括劳动力市场与创业市场上的自由，那是从计划到市场的“市场化”阶段。19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1998年之后的阶段，可以概括为“资本化”时期，就是让企业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土地和各类自然资源、劳动者未来收入流，都可通过产权化、证券化或者金融票据化转变成流通的资本，把死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变成随时能变现、变成可以花的钱。一个国家已经资本化或者能够被资本化的财产和未来收入流越多，它的“钱”自然就越多。 “资本化”带来经济增长 为什么我们可以用“资本化”概括过去十几年的改革脉络，并认为“资本化”与WTO是第二阶段改革成就的根本推动力呢？这跟买卖自由、选择自由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核心资本源在三方面，第一是土地和自然资源，第二是企业财产和未来收入流，第三是社会个人和家庭的未来劳动收入。但，把这些资产、未来收入流转变成“钱”或“资本”的前提条件是这些资本源能被买卖，最好是能自由买卖。 如果退回到1978年，这是个什么概念呢？那时，所有土地和自然资源都为国有，当然不能交易买卖，所以，那时的土地、自然资源是财富，但没有资本价值，因为它们是“死”的。企业基本全是国有、集体所有，它们的财产和未来收入流当然也不可以交易，不能买卖，更何况这些产权也没清楚界定过。那时，老百姓的未来劳动收入流是否能被“资本化”呢？当然不可能，作为社会主义大机器中的“螺丝钉”老百姓，换工作、结婚都没有自我决定的自由、都要领导批准，个人的一双手、一个大脑也属于国有财产，未来劳动收入不可能被金融票据化。所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有财富但没有资本的社会。 改革头十几年里，人们终于享有把东西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自由，在农村如此，在城市先是个体工商户的出现，商品市场化也同时发生。特别是人力交易也开始有自由，人们可以选择辞职换工作， 也可以选择以自我创业的形式使用自己的劳动力，逐渐有创业自由，这些从本质上让劳动力开始市场化。 但是，商品交易自由、劳动力交易自由在中国恢复，还不等于有企业资本化、收入流资本化、人力资本化了！在财富、资产、未来收入能资本化之前，它们首先必须被产权化，产权的范围和归属要清晰，而且这些产权必须可以通过票据化形式自由交易，流通起来才变成资本。 从80年代末开始，首先是股份制企业形式的恢复，在一片争论中股票市场于1990年推出。对此后的资本化改革来说，当时围绕股份制和产权的讨论是非常基础性的铺垫工作，没有那些讨论，就没有后来资本化改革所需要的认知储备和法律制度上的深化。当然，在明晰了产权制度的同时，企业产权还必须从国有转变成可以私有，否则，明晰后的产权只要还是国有，就不能真正做市场化的交易，从而就不能被资本化。好就好在从90年代初到现在，一方面是国有企业不断民营化，私有经济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是股市也在发展，包括境内股市和境外股市。这两方面的发展大大强化了中国经济资本化的能力，到今天A股市值近9万亿元，境外上市的公司市值近1万5千亿美元，值11万多亿元，境内外股市共为中国经济提供了20万亿元的资本！上市后的公司股票本身就是新的资本供给，新资本供给量等于股票价格。 这20万亿元资本代表的是什么呢？其中一部分是这些公司有形资产的价值，比如厂房、设备等等，相当于公司的账面价值或说净资产，反映公司过去的投入，但这只是公司市值很小的一部分，更大部分的市值是公司未来收入的折现，是对未来收入的资本化。以无锡尚德为例，它的市值是53亿美元，但其净资产只有6.6亿美元，是公司总市值的八分之一，所以，有46.4亿美元是无锡尚德未来收益的贴现值，如果没有股市这种未来收入折现机器，今天这46.4亿美元的资本供给是没有的，中国的“钱”就会少46.4亿美元！中国银行A股价格是每股净资产的3.8倍，其中2.8倍是未来收入预期的贴现，因此中国银行近四分之三的市值是未来收入资本化的结果！ 除股市之外，各类企业债也是将企业未来收入流做证券资本化的方式，可惜中国企业债市场规模还只有2千亿元左右，为GDP的1%。当然，企业的短期银行贷款和商业票据也是对企业未来收入的资本化，只是期限往往较短，资本属性相对较低。 土地、资源与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化 第二个资本源是土地、自然资源和房地产。在1998年住房市场化之前，由于住房和土地国有不能交易，这块财富巨大但也是死的。 从1998年开始，土地以两种方式在资本化，其一，各地政府每年将部分土地出售，供房地产开发或者工业建设，这是土地的直接货币化，本身还不是资本化。卖土地的收入是为地方政府贪污和浪费埋单的主要方式。按平新桥教授的估算，仅2004年，全国地方政府大约有6150亿元的“土地财政收入”，这当然为腐败浪费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土地使用权由政府出售之后，这种使用权在二级市场上可以交易，让使用权证具备了资本的属性，而且是相对独立于土地之外的资本，使全社会的资本供给又因此增加。换言之，那些土地照样存在、不会跑掉，但其使用权作为可交易的契约具有单独的资本价值。 其二，房地产商品化带出的不只是住房交易这种实物市场，而且在住房私有并可交易的情况下，房产又可拿来作抵押借贷，通过住房按揭贷款，将房产所占用的土地、房子本身的资产以及业主自己的未来劳动收入作金融资本化。也就是说，虽然住房按揭贷款的质押物是房屋，但真正用来做支付保障的不是房屋，而是买主的未来工资收入，所以，住房按揭贷款体现的主要是买主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价值，而这种资本化也是在土地使用权私有、房地产市场化之后才有的事。因此，从本质上看，1998年的房地产改革是一个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为中国的土地、资源以及老百姓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化开了大门。1997年时的住房按揭贷款余额是190亿，2006年底升到2.2万亿元，也就是说，所有住房按揭贷款票据所代表的资本总值为2.2万亿元，这是许多家庭未来收入流的折现值。所以，那次改革为今天提供了至少2.2万亿的金融资本，如果没有住房按揭贷款，人们未来的收入照样会有，但却无法变成今天的资本了。 第三个资本源是众多个人的未来收入流。虽然住房按揭贷款已将劳动者的部分未来收入资本化，但那只是一小部分，2.2万亿的住房按揭贷款只是中国GDP的11%，而美国的13万亿美元按揭贷款是其GDP的100%，所以中国的个人收入资本化空间还巨大。其他消费信贷还在起步阶段，汽车信贷、信用卡借贷、学生信贷等都可看成是将个人未来收入流提前资本化的金融契约，这些工具当然也增加中国的资本供应，但到目前的消费信贷规模还只是2千多亿元，是中国GDP的1%，相比之下，美国消费信贷为3.5万亿美元，是美国GDP的30%。 资本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讲到最后，我们可以把中国和美国在1978年时的境况做简单对比，以此来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经历。1978年时，美国的企业资产与收入流、土地与资源、老百姓未来收入流不仅都是私有并能自由交易，而且相当一部分已证券化、金融化成资本，所以这些年美国能做的资本化空间越来越小。 相比之下，中国则恰好在另一个极端，1978年时中国是什么都国有，从而不能买卖交易，更没有被资本化。所以，在1978年之后，即使不算外资的进入，中国政府每年只要让部分国企民营化并把它们未来的收入证券化，或者出售部分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并让土地产权自由交易，或者通过住房按揭贷款、消费信贷、信用卡等让老百姓将部分未来收入资本化，每年做一点这三类资本化运作中的一个或两个，即可给中国提供大量的资本，即可让中国的“钱”多很多。此为对中国过去十几年经济增长的资本化解释。 哪个国家都有土地，有资源，也有各种未来收入流，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将这些资产和收入流转变成资本，甚至也不知道将这些资产与收入流资本化的重要性。但要做到资本化，特别是想要产生出最大限度的资本，那么，资本化的制度架构就极关键，不仅私有产权要界定清楚，而且要有可靠的产权保护与契约执行架构，否则，只能做些粗糙的资本化运作，不能深化。 当然，如果换个角度看，这也说明，企业国有、土地国有以及人力资源国有在过去抑制了多少资本，机会成本大得无法估算。虽然过去十余年的资本化改革已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关键性的推动力，未来的持续增长还只能靠更多资产、更多收入流的资本化，只有进一步的资本化才会给内需增长提供动力，才会有个人创业、创新所需要的资本支持。为了使中国更有“钱”，土地和国有企业都因该私有，为进一步资本化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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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学院开始教IFRS
转自FT中文网
在美国会计师事务所德勤(Deloitte)的帮助下，美国的大学和商学院正加快步伐，努力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纳入课程之中。
德勤创立了IFRS大学联合会(IFRS University Consortium)，开发诸如课堂指导和案例研究等课件，以帮助教授和学生了解IFRS。
美国会计课程教授的是美国企业所使用的财务报告准则——公认会计准则(GAAP)。与之相比，IFRS这套单一会计准则往往更加侧重于目标，对详细规则的倚赖度较低。
IFRS正迅速得到全球各地的认可：100多个国家和近40%的全球财富500强(Global Fortune 500)企业已在使用IFRS。预计美国的监管机构美国证交会(SEC)将力争在2011年前允许美国跨国企业使用IFRS。
德勤合伙人甘农(D.J. Gannon)表示，此举突显了大学和商学院在加速将IFRS纳入课程时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
“如果你看看过去10年的财务报告，你会发现我们正从关注美国转向更加关注全球，”他说。“世界已经改变，并且还在继续改变。市场需要一套共同的标准。”
甘农表示，现有课程几乎没有关于IFRS的内容，因为教科书的出版周期通常为3至4年，大学和商学院在创作包含IFRS的课件上“时间紧迫”。
“你可以在某些课题领域借助美国的GAAP。不过根本问题在于，基于IFRS开发的课件并不多，”他表示。“开发教科书、撰写案例研究和更新教材都需要一定时间。但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让IFRS的授课方式与当前GAAP的授课方式相同。我们正从零开始努力。”
由近100所大学组成的IFRS大学联合会是在5月份创立的，最初的两所合作院校为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和弗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Tech)。机构无需付费即可加入该联合会。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官员表示，到目前为止，讲授IFRS的新课程受到了学生的欢迎，某些情况下甚至出现超额选课现象。
“我们的商业模式已经全球化，这意味着我们的学生必须能够胜任，”该校会计系主任理查德•迪特里希(Richard Dietrich)教授表示。“如果我们全都拥有共同的会计语言，那么在全球各地做生意将更为容易。”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会计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山姆•希克斯(Sam Hicks)表示，该校已放弃关于跨国企业会计的独立硕士课程，支持将IFRS纳入课程。
他表示：“这使得我们的学生更加关注国际问题。”
迪特里希表示，对于在大型审计公司求职的学生来说，具备掌握IFRS的能力将成一个卖点。“会计师事务所仍会前来搜罗最优秀的人才。但是未来两年，如果你不懂IFRS，你就将被甩在后面。”
译者/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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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01
CDS
CDS即信用违约互换或掉期，英文全称为CreditDefaultSwap。CDS是美国一种相当普遍的金融衍生工具，1995年首创，相当于对债权人所拥有的债权的保险。例如，A公司向B银行借款，B从中赚取利差，但假如A破产，B可能本金都不保。于是由金融公司C为B提供保险，B每年向C支付保费。如果A破产，C保障B的本金；如果A按时还贷，B的保费就成了C的盈利。但这种方式存在重大风险，因为其不受任何证券交易所监管，完全在交易对手间直接交换，因此被称为柜台交易。 近年来这一衍生工具的参照物又扩展到了股指、利率、石油等，催生了利率违约掉期（InterestRateSwap，IRS）市场和股票违约掉期（EquityDefaultSwap，EDS）市场。CDS在刚发明时是为了保护银行在贷款时免受灾难性损失，但现在交易各方对CDS的操纵，使这项发明将投行、银行等带进了灾难。随着一年多来信贷危机的逐渐升级，CDS市场规模开始萎缩。 保险大佬AIG在CDS上栽了个大跟头。有兴趣可以看看东方证券王小罡的一篇评论。 在前面转帖的黄明教授的视频中黄教授建议使用简单的标准对冲手段来进行风险对冲，而尽量避开OTC。AIG应该不是不知道，只是利益当前。 最聪明的人在利益面前也会变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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